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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农村女性村庄治理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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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4期50卷 61-81页

作者：郭夏娟魏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互联网正深刻改变着两性公民的社会参与方式,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互联网在村庄治理参与中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对2017年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实证分析发现:使用互联网能显著促进两性在村庄治理中的实质参与行为;互联网并未复刻现实中... 详细信息

互联网正深刻改变着两性公民的社会参与方式,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互联网在村庄治理参与中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对2017年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实证分析发现:使用互联网能显著促进两性在村庄治理中的实质参与行为;互联网并未复刻现实中的两性行为差异,而是能够公平促进两性的实质参与行为;互联网更能促进年龄在36—50岁、初等教育水平、经济独立的农村女性实质性参与行为,对广泛促进农村女性公平参与村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一结果并非某种技术要素孤立作用的结果,而是国家顶层设计、地方制度创新、村庄治理转型、信息技术变革以及性别文化重塑等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相互叠加与影响的结果,这些要素合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朝着重视女性多元需求、开拓女性参与空间、承认女性参与价值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农村女性实质参与村庄治理

腐败容忍度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基于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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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研究 2013年第6期 104-112页

作者：郭夏娟张姗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当前我国大陆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究竟如何,通过对高校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公职人员为主)的问卷调查发现:一,在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二,人们对政府腐败更不能容忍,其具体的容忍值可划分为三个等级:较低容忍腐败(y4... 详细信息

当前我国大陆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究竟如何,通过对高校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公职人员为主)的问卷调查发现:一,在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二,人们对政府腐败更不能容忍,其具体的容忍值可划分为三个等级:较低容忍腐败(y4)主要是集体性腐败和被动型腐败。三,低腐败容忍度并未带来高反腐积极性,人们对腐败的关注度较高,但总体参与度较低,且反腐意愿不受教育程度影响。四,收入水平和利益相关度直接影响人们的腐败容忍度,个人收入越高,腐败容忍度越高;而利益相关度与腐败容忍度呈正相关。

关键词：腐败容忍度政府腐败容忍等级反腐意愿利益相关度

国外反家庭暴力政策框架变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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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47卷 174-183页

作者：郭夏娟郑熹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自20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相继开始制定反家庭暴力政策以来,三十多年间,这些国家的政策框架发生了多种变迁。一些国家经历了从性别框架向性别中立框架的转变,而另一些国家则朝着相反方向转变。导致这些转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家制度、政... 详细信息

自20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相继开始制定反家庭暴力政策以来,三十多年间,这些国家的政策框架发生了多种变迁。一些国家经历了从性别框架向性别中立框架的转变,而另一些国家则朝着相反方向转变。导致这些转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国家制度、政治倾向、女性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国际环境等。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国采用不同的政策框架并非仅仅基于该政策框架本身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而是基于影响政策的不同走向的力量或因素之间的博弈结果。在当今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生效之际,国外反家庭暴力政策变迁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完善反家庭暴力政策法规提供诸多借鉴,不仅可以提供理论基础,而且可以在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协调责任、政府与妇女组织的合作、女性参政以及公共意识提升等方面提供实践层面的借鉴。

关键词：反家庭暴力政策政策变迁性别框架性别中立框架

数量代表与实质代表:理解女性政治地位的一个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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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论丛 2019年第5期 57-70页

作者：郭夏娟魏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近年来,中国女性政治地位在性别平等评估中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结果:在国内评价体系中持续上升,在全球评价体系中却呈下降态势。如何理解这种不尽一致的结果?以女性代表性理论为依据进行分析发现,从决策机构中的女性数量看,尽管中国的政... 详细信息

近年来,中国女性政治地位在性别平等评估中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结果:在国内评价体系中持续上升,在全球评价体系中却呈下降态势。如何理解这种不尽一致的结果?以女性代表性理论为依据进行分析发现,从决策机构中的女性数量看,尽管中国的政策法规体系为女性决策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与国际水平相比,增长速度仍不尽如人意。如果从女性的实质性代表考察,并非只有"女性代表"才能为提升女性政治地位采取行动。实际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发展出包括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两性公民个体在内的多元女性代表主体,形成了包括政策产出、统计监测与需求回应等有利于女性发展的多元行动机制,无论是政策制定理念还是政策制定与评估方式,均朝着服务女性需求、追求社会性别公平的方向持续转变。因此,评价女性政治地位需要一种更加开放与包容的视角,即数量代表与实质代表的"二元维度",除了依据国际上普遍采纳的数量代表指标之外,还应结合实质代表要素进行综合思考,二者缺一不可。

关键词：数量代表实质代表女性政治地位性别配额制

女性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数量代表如何影响实质代表——基于实地实验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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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 2024年第11期 38-51,157页

作者：杨麒君郭夏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310058

协商民主强调公平审慎的公共对话,但在实践中常面临性别不平等问题。对此诸多学者从女性数量代表出发寻求化解路径,但数量代表的实际有效性备受争议。女性在基层公共协商中的数量代表能否真正推进实质代表水平?如果能,数量代表是如何发... 详细信息

协商民主强调公平审慎的公共对话,但在实践中常面临性别不平等问题。对此诸多学者从女性数量代表出发寻求化解路径,但数量代表的实际有效性备受争议。女性在基层公共协商中的数量代表能否真正推进实质代表水平?如果能,数量代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围绕此,以温岭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为例,运用实地实验方法,从过程维度探析女性数量代表作用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公共协商中女性数量代表对互动行为和女性利益表达都有显著积极作用,并连同发言规则、权威干预两个调节变量,构成协商过程中影响女性实质代表的整体作用机制,这对协商民主实践机制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协商民主女性参与数量代表实质代表

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基于中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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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论丛 2017年第4期 5-16页

作者：郭夏娟涂文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999077

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学界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女性是更加清廉的性别;另一种则认为女性并不必然比男性更加清廉,其清廉与否取决于具体的制度文化环境。通过对中国公职人员进行腐败容忍度问卷调查发现:女性对政府腐败现象的容忍... 详细信息

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清廉?学界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女性是更加清廉的性别;另一种则认为女性并不必然比男性更加清廉,其清廉与否取决于具体的制度文化环境。通过对中国公职人员进行腐败容忍度问卷调查发现:女性对政府腐败现象的容忍度整体低于男性;对参与机会和网络较多的微小腐败,女性容忍度仍低于男性,但两性间的差异变小;女性对"权色交易"腐败行为的容忍度显著低于男性,且是所有政府具体腐败行为中两性腐败容忍度差值最大的一项。这种差异并不表明女性作为先天的性别就更清廉,而是在性别体制与文化建构中形成的。这对当今中国反腐制度设计具有某些启示意义。

关键词：性别腐败容忍度腐败机会反腐制度权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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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行政道德的发展与伦理责任模式

理论与改革 2003年第6期 86-88页

作者：郭夏娟李劲松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浙江杭州330013

个体行政道德发展经历三阶段:前道德阶段、习惯道德阶段、自律道德阶段。在这三个阶段,行政个体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责任感,不断地协调“私人角色”与“公共角色”之间的关系。行政人员要在公共服务中超越私人情感与利益,形成自律道德与高... 详细信息

个体行政道德发展经历三阶段:前道德阶段、习惯道德阶段、自律道德阶段。在这三个阶段,行政个体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责任感,不断地协调“私人角色”与“公共角色”之间的关系。行政人员要在公共服务中超越私人情感与利益,形成自律道德与高度责任感,必须在履行行政责任过程中完成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这两种责任模式的顺利转换。

关键词：个体行政道德发展行政责任模式行政个体道德责任感伦理责任模式

反腐制度与个体道德发展——基于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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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49卷 160-176页

作者：郭夏娟涂文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999077

对2012—2017年间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调查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显著低于十八大之前;2012年之后腐败容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三个节点:2013年相对于2012年,腐败容忍度有所下降;2014—2015年相对于2013年,... 详细信息

对2012—2017年间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调查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显著低于十八大之前;2012年之后腐败容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三个节点:2013年相对于2012年,腐败容忍度有所下降;2014—2015年相对于2013年,腐败容忍度有微小上升;2016—2017年相对于2015年,腐败容忍度再次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从集中式和权力式向制度化和常态化转变,静态的制度规章建设伴随持续性执行的动态运行机制,导致公职人员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步提升,即经历了集中反腐期的被动服从、制度初创期的道德心理偏差和松懈,以及制度强化期的'习惯道德'养成的过程。

关键词：腐败容忍度公职人员反腐制度个体道德

“三治一体”中的道德治理--作为道德协商主体的乡贤参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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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 2018年第12期 16-25,155页

作者：郭夏娟秦晓敏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杭州310058

近年,乡贤参事会在乡村"三治一体"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在学界引起争论,其中不乏质疑之声。本文运用道德治理、协商民主与理想观察者理论,以浙江省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为例,分析其在"三治一体"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研究发现,民间... 详细信息

近年,乡贤参事会在乡村"三治一体"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在学界引起争论,其中不乏质疑之声。本文运用道德治理、协商民主与理想观察者理论,以浙江省德清县的乡贤参事会为例,分析其在"三治一体"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研究发现,民间自主产生的乡贤参事会具有"理想观察者"的中立与公正特征,因此可以发挥协商民主的道德谈商与调控功能;其运行机制依赖于道德主体的自主调控,在"三治一体"治理结构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乡贤参事会作为道德协商主体,对化解基层社会治理失灵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

关键词：协商民主道德治理乡贤参事会 “三治一体” 理想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