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隐忧——中国银行全球经济金融展望报告(2020年第四季度)

国际金融 2020年第10期 47-55页

作者：中国银行研究院全球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陈卫东钟红廖淑萍边卫红王有鑫赵雪情谢峰王若兰曹鸿宇李彧邹子昂蒋效辰王淳丁孟黄小军陆晓明李子容不详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院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

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走出疫情低谷,呈现出复苏迹象,但复苏基础并不稳固,下行风险犹存。全球金融市场在流动性支撑下震荡回升,高收益类公司债信用风险、新兴市场外债风险等值得警惕。疫情加剧了国际经贸格局和规则重构,全球产业链调...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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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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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管理 1997年第5期 ③页

作者：国家经贸委研究咨询中心

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变革内容广泛而深刻，从企业的组织结构到管理体系，从日常管理到长期战略管理，从技术、质量管理到人才管理等等，都处在变革之中。主要特色是：（一）企业组织结构管理表现在决策机构知识化、管理结构扁平化、生产组...

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变革内容广泛而深刻，从企业的组织结构到管理体系，从日常管理到长期战略管理，从技术、质量管理到人才管理等等，都处在变革之中。主要特色是：（一）企业组织结构管理表现在决策机构知识化、管理结构扁平化、生产组织灵活化决策机构知识化。现阶段美国公司董事会构成的第一个特点是外聘董事的增多，外聘董事由以下部分构成：持股机构代表、相关公司的代表、有经验的非相关公司的领导人、大学商学院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他们在董事会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如IBM公司的74%、AT＆T公司的81%、英特尔公司的62%、DEC公司的91%。增加外聘董事的好处在于：一是其他公司的经理人员和大学教授各自拥有不同的经验、信息、知识，可与管理层分享经验，使整个董事会变成了专家集团，有利于公司发展。二是外聘董事都是独立的，能够真正代表股东权益，他们各自的地位和威望促使其“在其位、谋其政”。董事会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建立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下设任命委员会、工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行政委员会、金融委员会等机构，作为董事会的工作班子，为董事会的决议提供咨询建议，强化了董事会的作用。但这些委员会对职能部门的决定没有否决权，只可向董事会建议，以保证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管理结构扁平化。市场的迅速变化要求企业决策节奏大大加快，为此，美国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大大压缩管理层次，称为“变扁”，SUN公司垂直结构仅为三级：总裁、副总裁兼事业部长、工程师，这种结构有利于信息迅速传递。生产组织灵活化。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企业生产程序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企业采用灵活生产方式，建立“同步工程”，即在打破工种和车间分工界限的基础上，按照零部件的流程，将各工序人员组成为一个工作小组，共同工作，这样压缩了程序中的时间成本，便于问题的及时解决和各工序间的相互了解，同时有助于工作小组对工艺的改进和合作的紧密。工作小组分两种，一种是为某项短期开发或解决某些问题而组织起来，任务完成后解散；另一种是小组内一些成员有流动性，小组本身较为稳定，如英特尔芯片开发组等。工作小组有利于打破部门界限，便于小组成员互相取长补短，了解对方工作，从总体上把握工作内容，从而有利于促进技术的改进和开发，带来效益的提高。（二）企业战略管理强调市场驱动，竞争与合作并存，瞄准和争创世界第一变技术驱动为市场驱动。美国在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由于长期缺乏竞争对手，在效益模式上，美国企业走上了技术驱动的道路，大量开展基础研究，忽视应用研究，因而与市场脱节，到八十年代竞争力已落后于日本，机械、钢铁、汽车、化工等美国传统优势产业受到日本的严厉挑战。扭转这一局面，进入九十年代后，美国企业着重强调市场驱动，时刻将市场放在第一位，加大应用研究力度。雄厚的技术储备，特别是八十年代的大规模信息化建设，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后劲，新产品层出不穷，美国重新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真正的市场驱动并不意味着忽视技术，而是“以市场为目标，以技术为基础”的策略。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评论

公共财政与企业技术进步：国际经验·问题·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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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税务 2002年第6期

作者：国家经贸委投资与规划司考察组

由国家经贸委投资与规划司会同有关部门赴韩国、日本和美国，走访了三国政府职能部门（韩国产业资源部和财政经济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美国财政部和中小企业局等）、工业企业（韩国浦项制铁公司、日本日产公司、美国思科公司、...

由国家经贸委投资与规划司会同有关部门赴韩国、日本和美国，走访了三国政府职能部门（韩国产业资源部和财政经济部、日本经济产业省和财务省、美国财政部和中小企业局等）、工业企业（韩国浦项制铁公司、日本日产公司、美国思科公司、惠普公司等）、政策性银行（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中介服务机构（如韩国电子部品研究院、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就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公共财政政策问题进行了考察调研。一、三国公共财政支持产业技术进步的特点（一）政府在产业技术进步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政府对国家产业技术进步活动实行了强而有效的管理体制。三国科技进步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第一层为最高决策层，三国行政元首均为本国科技工作的最高领导者，直接领导本国科技进步活动，如韩国总统直接管辖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总统科学技术顾客委员会工作，政府总理负责组织协调和日常领导工作；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担任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议长，议员由相关重要大臣等担任；美国总统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负责全国科技进步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第二层为全国科技进步的领导机构和最高咨询机构，如韩国和美国的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日本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第三层为政策执行层，主要是与产业界关系最密切的政府综合职能部门，负责执行科技进步领导机构的决策，具体领导全国技术进步工作，如韩国的产业资源部、日本的经济产业省、美国的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NSF)；第四层为由产业界、大学、研究机构、中介组织、金融机构等组成的产学研一体化综合体，具体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第二，政府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1999年，韩、日、美三国政府R&D财政投入占当年全国R&D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19%、22%和27%；占政府当年财政预算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7%、4.2%和4.1%(2000)。1999年以来，韩国政府R&D投入的增幅惊人，政府R&D财政支出占总预算支出中的比重由1999年的3.7%，增加到2000年的4.0%和2001年的4.4%，预计2002年将增至5.0%。第三，历史地看，三国特别是日本和韩国政府在本国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有明晰和强有力的产业技术政策，其中公共财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在经济成长初期依靠如外汇管制、技术许可证等手段进行有重点的技术引进，政府从政策上鼓励民间企业在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创新和改造，形成了“一号机引进，二号机改造，三号机研制”的技术进步模式；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从政策层面上向汽车、化工、钢铁、电子主导产业的技术进步进行倾斜，其中公共财政主要体现在对研发活动的补助金、委托费和政策性融资当中。70年代政府明确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口号，以改变在技术和知识创新来源上对西方的过度依赖。韩国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政府指挥下通过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政府直接投资建设，完成了经济起飞和产业技术跨越式成长。8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和实施一整套积极、有效和强有力的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不仅为民间企业从事自主技术开发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激励（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手段），还积极地参与到一些重要前沿领域的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开发当中。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评论

金融控股公司法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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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保险 2004年第1期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课题组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逐步建立起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组织体系及法规体系。但近20年来，发达国家掀起金融全能化的浪潮，大型的金融控股公司——如花旗集团、汇丰集团等发展迅猛，《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逐步建立起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组织体系及法规体系。但近20年来，发达国家掀起金融全能化的浪潮，大型的金融控股公司——如花旗集团、汇丰集团等发展迅猛，《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实施更成为金融业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发展的里程碑，恰在此时，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承诺，成为我国金融业加快自身的变革与发展、迎接外来挑战的动力之一。同时，由于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结合所产生的诸多优势，在我国目前分业经营的大背景下，产业与金融业及金融各业之间也一直在寻找合作的机会，而先行者——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鲁能集团、海尔集团及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等更是以超前的战略眼光，在不同层次上逐步构建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由于金融业的外部性，尽早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开展研究，是先规范后发展、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因此，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应针对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合理的思路，以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和发展。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发展由于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是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加之各种复杂历史因素的影响，所以多种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都存在，根据其发展层次，笔者将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具体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基本成型的国家级金融控股公司。(1)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中信控股公司成立，将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等金融资产打包管理。同时母公司中信不再作为金融机构，正式更名为中信集团，改为非金融投资控股性的集团企业，开始筹建中信建设集团等企业，梳理实业资产。2002年12月5日，中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中信控股是由中信集团公司出资设立的，通过投资和接受中信集团公司委托，对中信旗下的金融类子公司行使股东权力。因此，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投资和管理中信集团公司所属境内外金融企业的金融控股公司。目前，中信的总资产达到了4326亿元，其中84%的资产是金融业。(2)光大集团。中国光大集团成立于1983年，从主要经营外贸和直接投资转变到以金融业为主，并且选择金融业为其发展的主要业务。集团董事会经由国务院授权，管理、经营国家投入集团的国有资产。光大集团目前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和光大信托3家金融机构，同时持有申银万国证券19%左右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光大集团同时还拥有香港上市的3家上市公司一一光大控股、光大国际和香港建设公司，此外还直接、交叉控制着境内外银行、证券、信托、实业等涉及各行业的上市、非上市公司分别19家和10家，间接控制的孙子公司几十家。必须提及的是，光大在探索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同国内众多在香港的红筹企业一样，拥有光大银行20%多股权以及光大证券部分股权的光大控股，连同“光大系”的其它上市公司——光大国际和光大科技，都深受其害。特别是光大控股，自1990年代中期起同样感染了大型国有企业香港窗口公司的“投资冲动症”，除了大规模发放信贷资金外，还有大量资金流进了当时投机炒作之风盛行的香港股市和楼市。金融危机使楼市、股市泡沫被挤破，光大集团在香港的多家公司除了股价大跌，还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光大集团承担了由此带来的旗下众多公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放大效应；银行为不良贷款提取了19亿元的“拨备”，导致光大控股盈利大幅下降。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评论

可操作的地震预报认知状态与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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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震译丛 2013年第1期 96-98+1-89页

作者：托马斯·H·乔丹陈运泰保罗·伽斯帕里尼劳尔·玛达里亚伽伊安·缅恩沃尔纳·玛尔佐奇杰拉西莫斯·帕帕多珀罗斯杰恩纳迪·索伯列夫山冈耕春约忱·乔张天中吕春来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地震学研究室日本名古屋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环境学研究生院地震学、火山学与减灾研究中心德国波茨坦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赫姆霍茨中心地球物理研究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地震中心南加州大学国际民防地震预报委员会中国北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意大利那波利环境风险分析与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 那波利“菲德里克二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地球、海洋与大气系英国爱丁堡大学意大利罗马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 10. 希腊雅典国家观象台地球动力学研究所

2009年拉奎拉地震后,意大利民防署(DPC)任命了一个国际民防地震预报委员会(ICEF),其任务是就当前构造地震短期预测预报的认知水平提出报告并提出利用可能的大地震前兆启动民防措施的指导意见,包括大地震后地震灾险性概率分析结果的使用... 详细信息

2009年拉奎拉地震后,意大利民防署(DPC)任命了一个国际民防地震预报委员会(ICEF),其任务是就当前构造地震短期预测预报的认知水平提出报告并提出利用可能的大地震前兆启动民防措施的指导意见,包括大地震后地震灾险性概率分析结果的使用。国际地震预报委员会回顾了由世界范围地震活动区的进展获得的地震预测预报研究。预测(predic-tion)定义为确定性地表述未来地震是否将在一特定地理区域、时间窗和震级范围内发生,而预报(forecast)则是给出这样一个事件将要发生的概率(大于0但小于1)。对地震的可预测性,即可依据观测到的地震系统的表现确定未来地震发生的程度,人们知之甚少。这种认知的缺乏反映在不能在短时间尺度上可靠地预测地震活动地区的大地震。大多数已提出的预测方法依靠的是诊断性前兆,即在地震之前可观测到的某种以高概率说明即将来临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的信号的概念。本报告中评议的前兆方法包括应变率、地震波速和电导率的变化,地下水、土壤和空气中氡浓度的变化,地下水位的扰动,近地表及其上方的电磁变化,热异常,动物行为异常和地震活动性图像等。诊断性前兆的探索迄今尚未提出成功的短期预测方案。因此,本报告关注作为与收集和传播含时间的地震灾险性权威信息的原则性方法的可操作的地震预报,以帮助社会公众应对潜在的破坏性地震。在几天和几周的短时间尺度上地震序列显示出如大地震触发的余震空间和时间上的成丛性。成丛性的统计描述解释了地震目录中观察到的许多特征,并可用于形成预报,说明地震概率的短期变化。若能恰当加以应用,短期预报就具有可操作性,如预测大地震后的余震。尽管长期预报对于保障地震安全性的价值是明确的,但对短期预报的解释却令人困惑,由于地震概率变化可达几个量级,而典型的概率值在绝对意义上仍然很低(日概率小于1%)。把这种低概率的预报转换为有效的决策是一个艰难的挑战。报告收集了高地震危险性的6个国家(中国、希腊、意大利、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在地震风险管理中当前利用可操作预报的状况。长期模型是当前民众预防地震破坏最重要的预报手段,因为它们指导了建筑规范中的地震安全条款、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和其他减轻风险的工程实践,如在翻修旧建筑中纠正设计缺陷等。余震的短期预报在上述一些国家中曾经实践过,但可操作的地震预报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完全实施过(即定期更新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根据在地震活跃区积累的经验,国际地震预报委员会向意大利民防署提供了一组在意大利使用可操作的预报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其他国家可能也是有用的。应该向公众提供关于未来地震短期概率的权威的、科学的、一致的和及时的公开信息源。报告应以具有可操作性、定期更新的地震活动预报系统为基础,而且这些系统在地震信息的产生、发送和使用中都要经专家严格评审和更新。所有可操作模型的质量应当通过对其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回顾性检验加以评估,而且应对已建立的长期预报和其他含时间的模型进行持续的前瞻性检验。警报规程应当标准化以便于各级政府及民众做出决策。应当确定地震概率阈值以指导警报等级,而警报等级是以代价和收益,以及信息价值的无形方面,如心理准备与恢复方面效益的客观分析为基础。由社会科学研究确立的有效的公众交流原则应当被用于地震灾险信息的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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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体制下的产融结合与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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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保险 2003年第10期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一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富有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有大型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企业甚至从规模上还进入...

一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富有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有大型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企业甚至从规模上还进入了“世界500强”行列。实行金融创新，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金融支持），促进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宏观意义。研究金融服务，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特定经济体制（如计划经济、转型经济和市场经济）下的金融结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金融机构运用金融工具为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就是金融服务，金融结构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金融结构改善了经济的运行，为资本转移提供了便利。不同的经济体制下，金融结构和金融服务差异很大，主要体现在：第一，金融服务的主体及对象（银行及企业）产权（所有制）性质不同，是国有、私有还是股份制，这是导致金融服务差异的根本原因。第二，金融工具的种类、数量、发行者不同。主要看是否有公司股票，或有公司股票但证券市场发达程度怎样；金融工具是全部或主要由金融机构发行还是也有企业发行。第三，金融相关比率不同。即金融上层结构在经济中的规模不同，产融结合程度不同。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三种经济体制下的金融服务功能存在根本性差异，即金融支持是计划性还是市场化，金融资源配置是国家安排抑或由银企根据市场规则确定。概言之，一国的经济体制决定其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从而决定了金融服务水平，而其标志性问题则是资源配置方式。毫无疑问，产权明晰、按市场规则配置金融资源的体制是最优的。因此，指出国有大型企业金融服务的上述差异尤其是制度缺陷并加以改进和完善是促进金融、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基于上述认识，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以典型的国有大型企业——株洲冶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冶集团）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国有骨干企业的金融服务现实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但大多只是传统意义的狭义平衡，而对于诸如风险管理、市场并购信息咨询、项目融资等潜在需求却严重缺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一）管理因素：主要是银行服务体系缺位银行管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服务质量、服务效率不能令人满意，专业化的服务水平不高，全方位服务、主动超前服务不够等。主要表现在：1.主动营销不够。目前，一些商业银行（特别是基层行处）把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还是定位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意识到是一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服务意识不强，主动营销不够。如银行因集约化经营对部分经营网点调整时，没有考虑到企业的需求，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节假日银行无会计人员值班，导致企业贷款回笼和支付信息阻断，影响企业会计核算和企业经营决策的时效性；异地汇款还存在压票、压款现象，办理业务时效性差等。再如，国内主要银行虽然都设立了诸如公司业务部、产品规划部或投资银行部门，并进行产品宣传和财务顾问业务宣传，但对特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主动超前的、一对一的营销服务不够。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评论

PandaX实验的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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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核物理评论 2017年第3期34卷 290-295页

作者：符长波陈勋陈云华崔祥仪方德清 Karl Giboni Franco Giuliani 韩柯季向东巨永林刘江来马余刚冒亚军任祥祥谈安迪王宏伟王萌王秋宏王思广吴士勇肖梦蛟谢鹏伟杨勇张宏光张涛赵力周宁周小鹏 PandaX-II项目合作组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研究所上海200240 雅砻江水电发展有限公司成都610051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201800 马里兰大学物理系 Collge Park美国马里兰州20742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北京100871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动力学院上海200240 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济南250100 不详

PandaX是位于四川的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CJPL)内的,利用氙作为工作物质,探测暗物质等其它极稀有事件的大型地下粒子探测实验计划。Panda X探测器中的氙工作在气液两相的模式。通过检测液相和气相中闪烁光强的比例,实现对目标粒子包括WIM...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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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地震预报认知状态与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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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震译丛 2013年第1期44卷 I0001-I0001,I0003,1-89页

作者：托马斯.H.乔丹陈运泰保罗.伽斯帕里尼劳尔.玛达里亚伽伊安.缅恩沃尔纳.玛尔佐奇杰拉西莫斯.帕帕多珀罗斯杰恩纳迪.索伯列夫山冈耕春约忱.乔张天中吕春来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地震中心南加州大学国际民防地震预报委员会中国北京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意大利那波利环境风险分析与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 那波利"菲德里克二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地球海洋与大气系英国爱丁堡大学意大利罗马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希腊雅典国家观象台地球动力学研究所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俄罗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地震学研究室日本名古屋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环境学研究生院地震学火山学与减灾研究中心德国波茨坦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赫姆霍茨中心地球物理研究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2009年拉奎拉地震后,意大利民防署(DPC)任命了一个国际民防地震预报委员会(ICEF),其任务是就当前构造地震短期预测预报的认知水平提出报告并提出利用可能的大地震前兆启动民防措施的指导意见,包括大地震后地震灾险性概率分析结果的使用... 详细信息

2009年拉奎拉地震后,意大利民防署(DPC)任命了一个国际民防地震预报委员会(ICEF),其任务是就当前构造地震短期预测预报的认知水平提出报告并提出利用可能的大地震前兆启动民防措施的指导意见,包括大地震后地震灾险性概率分析结果的使用。国际地震预报委员会回顾了由世界范围地震活动区的进展获得的地震预测预报研究。预测(predic-tion)定义为确定性地表述未来地震是否将在一特定地理区域、时间窗和震级范围内发生,而预报(forecast)则是给出这样一个事件将要发生的概率(大于0但小于1)。对地震的可预测性,即可依据观测到的地震系统的表现确定未来地震发生的程度,人们知之甚少。这种认知的缺乏反映在不能在短时间尺度上可靠地预测地震活动地区的大地震。大多数已提出的预测方法依靠的是诊断性前兆,即在地震之前可观测到的某种以高概率说明即将来临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的信号的概念。本报告中评议的前兆方法包括应变率、地震波速和电导率的变化,地下水、土壤和空气中氡浓度的变化,地下水位的扰动,近地表及其上方的电磁变化,热异常,动物行为异常和地震活动性图像等。诊断性前兆的探索迄今尚未提出成功的短期预测方案。因此,本报告关注作为与收集和传播含时间的地震灾险性权威信息的原则性方法的可操作的地震预报,以帮助社会公众应对潜在的破坏性地震。在几天和几周的短时间尺度上地震序列显示出如大地震触发的余震空间和时间上的成丛性。成丛性的统计描述解释了地震目录中观察到的许多特征,并可用于形成预报,说明地震概率的短期变化。若能恰当加以应用,短期预报就具有可操作性,如预测大地震后的余震。尽管长期预报对于保障地震安全性的价值是明确的,但对短期预报的解释却令人困惑,由于地震概率变化可达几个量级,而典型的概率值在绝对意义上仍然很低(日概率小于1%)。把这种低概率的预报转换为有效的决策是一个艰难的挑战。报告收集了高地震危险性的6个国家(中国、希腊、意大利、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在地震风险管理中当前利用可操作预报的状况。长期模型是当前民众预防地震破坏最重要的预报手段,因为它们指导了建筑规范中的地震安全条款、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和其他减轻风险的工程实践,如在翻修旧建筑中纠正设计缺陷等。余震的短期预报在上述一些国家中曾经实践过,但可操作的地震预报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完全实施过(即定期更新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根据在地震活跃区积累的经验,国际地震预报委员会向意大利民防署提供了一组在意大利使用可操作的预报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其他国家可能也是有用的。应该向公众提供关于未来地震短期概率的权威的、科学的、一致的和及时的公开信息源。报告应以具有可操作性、定期更新的地震活动预报系统为基础,而且这些系统在地震信息的产生、发送和使用中都要经专家严格评审和更新。所有可操作模型的质量应当通过对其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回顾性检验加以评估,而且应对已建立的长期预报和其他含时间的模型进行持续的前瞻性检验。警报规程应当标准化以便于各级政府及民众做出决策。应当确定地震概率阈值以指导警报等级,而警报等级是以代价和收益,以及信息价值的无形方面,如心理准备与恢复方面效益的客观分析为基础。由社会科学研究确立的有效的公众交流原则应当被用于地震灾险信息的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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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金融工程面对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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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保险 2001年第11期

作者：中国工程院“管理科学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课题组

一、金融工程的内涵与运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门新兴的工程型金融学科迅速发展并风行起来，这就是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它将工程学的方法、思维引入到金融领域，结合金融理论和实践，综合采用数学、工程、计算机、信...

一、金融工程的内涵与运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门新兴的工程型金融学科迅速发展并风行起来，这就是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它将工程学的方法、思维引入到金融领域，结合金融理论和实践，综合采用数学、工程、计算机、信息以及智能化技术来设计、开发新型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和交易方式，迅猛且革命性地改变着金融理论和金融实务，改变着整个资本市场和全球金融状况[1]。金融工程学产生以后，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认为，金融工程是金融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有的学者认为，21世纪将是金融工程的世纪；甚至引起了一些研究全球战略的政治家对金融工程的高度重视，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后冷战时代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1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2条“控制全部硬通货”，第5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都与金融工程密切相关。由此可见，金融工程在后冷战时代已经上升到首要的战略位置[2]。关于金融工程的研究范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大致包括：开发、设计、组合新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手段，创造性地、个性化地提出解决金融问题的方案、开展金融风险管理、投资与现金管理、公司理财以及从事上述工作所必须的金融产品的定价研究等等。国内很多学者认为金融工程的研究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3]：狭义的金融工程主要指利用先进的数学及通讯工具，在各种现有的基本金融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分离，以设计出客户需要并具有特定属性的新的金融产品；广义的金融工程则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来研究金融问题的技术开发，它不仅包括金融产品设计，还包括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本文讨论的是广义范围上的金融工程。金融工程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它的运用却非常的广泛。伴随着金融工程而产生的“金融工程师”如今活跃在西方国家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投资基金以及大型工商企业，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设计出新的交易方式和风险管理技术，为企业开展财务管理、进行投资和融资决策、完善风险管理、从事资本运营等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理论和技术方法。金融工程是西方国家金融领域最前沿、最尖端的学科[4]。二、金融工程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金融工程在广泛的运用过程中暴露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向金融工程提出了挑战。早在1976年，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就发现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石——CAPM模型是根本无法检验的，由此他对CAPM提出了几点批评，这几点批评后来成为著名的“罗尔批评”。1992年，CAPM模型的奠基人之——法玛(Eugene Fama)宣布不再支持该理论模型。经典理论的先驱米勒(Merton Miller)甚至承认传统理论没能解释资产价格是如何确定的[5,6]。1998年，由几名精通金融理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营的美国长期资本公司竟然破产倒闭了，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从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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