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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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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 2012年第1期 23-34页

作者：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100732

长沙吴简中的"真吏"、"给吏"均可简称为"吏",担任地方州、郡、县掾史等属吏之职,与署长、佐官等"官"相对。吏的社会身份为公乘,是国家法定的赋役对象,即有"算事"义务。汉魏时期吏已出现身份世袭化,出现了专门的"吏户"即真吏。吏与公乘... 详细信息

长沙吴简中的"真吏"、"给吏"均可简称为"吏",担任地方州、郡、县掾史等属吏之职,与署长、佐官等"官"相对。吏的社会身份为公乘,是国家法定的赋役对象,即有"算事"义务。汉魏时期吏已出现身份世袭化,出现了专门的"吏户"即真吏。吏与公乘以下庶民合称为"吏民"。三国时期官与吏的区别源于汉代长吏与少吏亦即士与庶民的分野。

关键词：吴简真吏给吏吏民吏户官吏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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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论战与中国新史学的成长

历史研究 2020年第1期 22-28页

作者：杨振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以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中国迎来了“史界革命”,传统史学(也称作“旧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新史学诞生伊始无疑是稚嫩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学无论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还是书写模式、论著内容都带有深刻的旧学印记,... 详细信息

以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为标志,中国迎来了“史界革命”,传统史学(也称作“旧史学”)开始向新史学转型。新史学诞生伊始无疑是稚嫩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学无论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还是书写模式、论著内容都带有深刻的旧学印记,许多新领域的研究和新方法的运用尚未展开。以梁启超为例,他虽然对旧史学“四蔽二病三难”的批判极为犀利、到位,但毕其一生也未能完成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心愿,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当时中国史学状况的典型反映。

关键词：中国通史新史学清末民初社会史论战传统史学史界革命史学转型《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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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自然灾害初探

中国史研究 1999年第4期 48-59页

作者：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灾害史研究是一门广泛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它既是灾害学研究的一项基础课题,也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科学意义的灾害史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其标志即邓云特先生《中国救荒史》1的问世。但由于体裁的限制,该书... 详细信息

灾害史研究是一门广泛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它既是灾害学研究的一项基础课题,也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科学意义的灾害史研究始于本世纪30年代,其标志即邓云特先生《中国救荒史》1的问世。但由于体裁的限制,该书对具体朝代的研究并未展开,而且由于成书年代较早,许多问题都有再探讨的必要。建国后,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专门灾害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绩斐然,但到目前为止,对具体历史时期自然灾害的整体研究尚是空白。本文拟就汉代自然灾害的基本状况、特点、成因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等做初步探讨,弊陋之处敬请方家斧正。关于汉代自然灾害的历史记录主要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本纪》,《

关键词：自然灾害汉书·五行志公元前西汉时期地震灾害《后汉书》黄河水患东汉时期《汉书·武帝纪》《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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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之由来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天下”观

中国史研究 2019年第1期 39-55页

作者：杨振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里耶秦简8—461简秦始皇更名方中有"王室曰县官""公室曰县官"的规定,它表明以"县官"称天子、国家的制度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县官"一词源于《礼记·王制》天子居县内(王畿)、官天下的王制理论。"王制"理论下的世界由"四海、流(荒)、九... 详细信息

里耶秦简8—461简秦始皇更名方中有"王室曰县官""公室曰县官"的规定,它表明以"县官"称天子、国家的制度始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县官"一词源于《礼记·王制》天子居县内(王畿)、官天下的王制理论。"王制"理论下的世界由"四海、流(荒)、九州、县内"组成,狭义的天下=国家=九州,广义的天下=四海之内=海内。这一理论约在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形成,是分封制下王畿制度与县制结合的产物。战国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交通的发达,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渐扩展,天下观也发生重大变化,遂产生邹衍"大九州"说,中国仅为广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但由于王制理论深入人心,故秦始皇仍依照这一理论,将新王朝和帝室取名为"县官",意为从诸侯国君升格为天子,成为居住在县内(王畿)统治天下的官。

关键词：县官天下秦始皇王制九州大九州

从秦“邦”、“内史”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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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2013年第4期 49-68页

作者：杨振红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秦简中的"邦"指秦王畿,即"内史"所辖京师之地。西周时的内史主要负责册命诸侯、卿大夫。至晚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已仿王制设内史。公元前5世纪以前,内史已成为王畿(或诸侯国都)的行政长官。商鞅变法时,始在内史下设三十一县,将新的县制... 详细信息

秦简中的"邦"指秦王畿,即"内史"所辖京师之地。西周时的内史主要负责册命诸侯、卿大夫。至晚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已仿王制设内史。公元前5世纪以前,内史已成为王畿(或诸侯国都)的行政长官。商鞅变法时,始在内史下设三十一县,将新的县制与旧的内史制相结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废除王畿之制,将"邦"改称为"都",与"郡"相当,内史自此成为郡县制的一环。内史的演变是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变的缩影。

关键词：里耶秦简邦内史分封制王畿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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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法律体系及其研究方法

史学月刊 2008年第10期 17-34页

作者：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汉二年萧何"为法令约束"与萧何"次律令"两事,不是同一层次更不是同一行为,萧何为汉制定具体法令始于汉元年任丞相时,而非汉二年。萧何作律九章即编纂律典在高帝五年统一天下后。研究《二年律令》的性质,必须区分其文书性质与律令性质的... 详细信息

汉二年萧何"为法令约束"与萧何"次律令"两事,不是同一层次更不是同一行为,萧何为汉制定具体法令始于汉元年任丞相时,而非汉二年。萧何作律九章即编纂律典在高帝五年统一天下后。研究《二年律令》的性质,必须区分其文书性质与律令性质的差别,将其文书性质定性为当代行用律令的抄本,并没有解决其题名"二年"的问题。正律、旁章、傍章、律经、罪名之制、事律等概念,出现在《晋书.刑法志》、魏律《序》、颜师古注引文颖说等重要史料中,是我们赖以认识汉律结构的重要概念,决不能随意摒弃,否则必然导致史料的虚无。汉律律典构造、"九章"之外律篇的归属等问题,是关系汉代法律体系的根本问题。只有直面问题,深入探讨,才可能深刻认识汉代法律体系的内涵和特质。

关键词：汉代法律体系九章律《二年律令》法典的编纂修订律典构造秦汉律二级分类说

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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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2003年第3期 49-72页

作者：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考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以爵位名田宅制。这套制度在商鞅变法时确立,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为其后的秦帝国和西汉王朝所继承。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 详细信息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考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形态——以爵位名田宅制。这套制度在商鞅变法时确立,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为其后的秦帝国和西汉王朝所继承。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爵位划分占有田宅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名有田宅,田宅可以有条件地继承、转让和买卖。国家通过爵位减级继承制控制田宅长期积聚在少部分人手中,并使手中不断有收回的土地,它和罚没田宅以及户绝田宅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文帝以后由于国家不再为土地占有立限,使这套制度名存实亡,“名田制”仅仅作为土地登记的手段而存在。名田宅制的厘清,不仅使长期困扰学界的诸多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也向已往的历史认识提出挑战。

关键词：张家山汉简战国时期土地制度秦汉时期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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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

历史研究 2004年第3期 17-38页

作者：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100732

尹湾《集簿》“以春令”的内容体现的是西汉国家的春季救济政策 ,而非鼓励增殖户口的政策。西汉王朝施行的月令 ,一方面源自秦以来的法令制度和习俗 ,一方面则是根据传世月令和儒家经书结合现实而制定。通过出土秦汉律令与传世月令以及... 详细信息

尹湾《集簿》“以春令”的内容体现的是西汉国家的春季救济政策 ,而非鼓励增殖户口的政策。西汉王朝施行的月令 ,一方面源自秦以来的法令制度和习俗 ,一方面则是根据传世月令和儒家经书结合现实而制定。通过出土秦汉律令与传世月令以及《管子》等书的比较研究 ,可发现《吕氏春秋·十二纪》来源于战国齐而非秦。《吕纪》成书时世上可能已流传有以“明堂”名义命名的月令书 ,它出自战国齐阴阳五行家邹衍一派 ,可能就是汉宣帝时丞相魏相所上《明堂月令》 ,它应当就是传世三种月令书的祖本。

关键词：月令秦汉时期法律制度农桑政策封建礼制

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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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 2005年第4期 27-57页

作者：杨振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二年律令》中许多律条是惠、吕时期以诏书令形式颁布的,它们在《二年律令》中呈现出来的正式的成文法形态,表明它们经历了将诏书令加工为律条、然后归属在相关律篇下的编辑加工程序。这不仅证明《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修订的当代行用... 详细信息

《二年律令》中许多律条是惠、吕时期以诏书令形式颁布的,它们在《二年律令》中呈现出来的正式的成文法形态,表明它们经历了将诏书令加工为律条、然后归属在相关律篇下的编辑加工程序。这不仅证明《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修订的当代行用法典,而且揭示了汉代追加、修订律与令一样,均来源于皇帝的诏书令。以往对杜周、文颖说存在误读。杜周、文颖说从法典编纂修订的不同角度诠释了汉代律令的区别与联系。至少从吕后时期起汉王朝在法典的编纂修订上已经形成这样的惯例:皇帝即位后通常要将前主颁布的令进行编辑,将其中属于九章律范畴的、具有长期法律效力和普遍意义的令编辑进律典,而将那些虽然仍然适用于当代但无法归入九章律的有关制度方面的令按内容、官署、州郡、干支进行分类编辑,形成令典。汉武帝以前是汉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时期,形成正律(九章律)、旁章(傍章十八篇、《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及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武帝以后,汉代律令的篇目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法律的修改主要表现在具体条文的增删、修订上。

关键词：《二年律令》律令法典的编纂修订律典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