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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俗之间:中山陵集体谒陵与民国时期的政治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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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7期 74-83页

作者：李恭忠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23

中山陵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两方面的特质。神圣性主要体现为集体谒陵行为的政治象征和仪式规训因素,它强化了以"孙中山""国民党""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国族记忆。世俗性主要体现为谒陵行为兼有的休闲观光因素,它有利于政治内容逐渐嵌... 详细信息

中山陵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两方面的特质。神圣性主要体现为集体谒陵行为的政治象征和仪式规训因素,它强化了以"孙中山""国民党""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国族记忆。世俗性主要体现为谒陵行为兼有的休闲观光因素,它有利于政治内容逐渐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结合,使中山陵得以承担"党治国家"模式之下政治日常化的功能。经由日常生活的循环往复,中山陵这一政治符号所承载的政治内涵逐渐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

关键词：中山陵谒陵政治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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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1858年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6年第3期16卷 107-115页

作者：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系

19世纪50年代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折射出当时亚洲腹地国际关系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中国传统边疆观念、外交体制和驭外策略在近代国际形势下的初步遭遇。俄国人积极适应世界形势的变迁,竭力突破既有的俄中外交体制;清政府则以静止的眼光... 详细信息

19世纪50年代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折射出当时亚洲腹地国际关系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中国传统边疆观念、外交体制和驭外策略在近代国际形势下的初步遭遇。俄国人积极适应世界形势的变迁,竭力突破既有的俄中外交体制;清政府则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试图以不变的旧体制来规制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并一厢情愿地希望对手亦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结果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

关键词：塔城事件华夷秩序俄国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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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精神的表达与实践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4年第3期41卷 90-96页

作者：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210093

中山陵的建筑精神主要表现为“开放的纪念性”,即领袖气魄、平民气质、中国气派、现代气息的统一。孙中山主动选择葬身南京,意在留下一个强烈的象征符号,提醒后继者继承自己改造国家的理想。在国民党人的主导和建筑界人士的参与下,中山... 详细信息

中山陵的建筑精神主要表现为“开放的纪念性”,即领袖气魄、平民气质、中国气派、现代气息的统一。孙中山主动选择葬身南京,意在留下一个强烈的象征符号,提醒后继者继承自己改造国家的理想。在国民党人的主导和建筑界人士的参与下,中山陵体现了古朴淡雅、宏壮开阔的特色。它不仅成为“孙中山”这一新的时代符号的物化载体和新生国家权威的象征;而且被营造成一个公共的仪式空间,近乎仪式化的谒陵行为在这里持续上演,国民的一致记忆和认同由此凝聚起来。

关键词：中山陵建筑精神纪念性建筑

“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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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 2011年第11期43卷 30-37页

作者：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在这种互动空间里,形成了历时性的"江湖"传统。它在组织模式上体现为模拟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和结盟拜会,在价值模式上体现为等差有序、内外有别的"义气"。"江湖"传统表面上看主要... 详细信息

"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在这种互动空间里,形成了历时性的"江湖"传统。它在组织模式上体现为模拟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和结盟拜会,在价值模式上体现为等差有序、内外有别的"义气"。"江湖"传统表面上看主要存在于下层群体当中,实际上深嵌于常态文化体系之内。"江湖"作为一个独特的视窗,在中西学者熟悉的"儒教中国"、"帝制中国"、"乡土中国"等局部意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关于传统中国的整合性框架,即"江湖中国"。由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立体特征能够得到完整呈现。基层的乡土社区层面,呈现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特征,顶端的"庙堂"层面同样如此。而介于乡土社区与"庙堂"之间的混沌"江湖",仍旧要援引熟人世界的结构模型,同样讲究差序之别。这种一般社会层面的事实证据表明,"差序格局"概念确实具有立体社会结构内涵。

关键词： “江湖” 义气熟人社会差序格局

“共和国尚德”——20世纪初梁启超的积极共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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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会科学 2020年第5期 219-226页

作者：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学衡研究院

梁启超接触近代共和概念之初,既关注君主要素去除的内涵,也触及德性要素伸张的内涵。结合政治理论研读和在美国的游历考察,到了1903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大致形成了一种“积极共和”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德性要素与共和政体之间的正向关系,... 详细信息

梁启超接触近代共和概念之初,既关注君主要素去除的内涵,也触及德性要素伸张的内涵。结合政治理论研读和在美国的游历考察,到了1903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大致形成了一种“积极共和”观念。这种观念强调德性要素与共和政体之间的正向关系,重心在于国民德性要素的积极伸张,而不在于君主要素的去除。这种积极共和观念与西方的共和传统有渊源,但主要是近代中国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变迁的产物。

关键词：梁启超公德积极共和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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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义:近代中国的“社会”想象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7年第6期54卷 117-128页

作者：李恭忠南京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南京210023

晚清民国时期结义现象盛行,大致呈现出普通金兰结义、合伙结义和帮会结义三种类型。结义挪用儒家普遍性的价值支点"义"并将其转换为特殊主义的"义气",以模拟兄弟之间的"义气"代替朋友之"信",从而提供了一条横向的社会关系建构路径。"义... 详细信息

晚清民国时期结义现象盛行,大致呈现出普通金兰结义、合伙结义和帮会结义三种类型。结义挪用儒家普遍性的价值支点"义"并将其转换为特殊主义的"义气",以模拟兄弟之间的"义气"代替朋友之"信",从而提供了一条横向的社会关系建构路径。"义气"意味着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互惠,最高伦理标准是"无限责任"。循着结义这一横向路径建构出来的是小圈子本位、碎片化的"社会",也即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结义的盛行,意味着差序格局中"差"的一面的凸显。

关键词：结义义气社会关系差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