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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纂修与历史编撰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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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2004年第5期 167-178页

作者：陈其泰郭成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10087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100872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修史。西汉武帝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撰成《史记》，成功地记载了起自黄帝止于武帝时期的历史，无论在历史见识、史料价值、历史编撰上都达到极高的成就，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东汉初著名的史学家班固高度评价司马... 详细信息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修史。西汉武帝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撰成《史记》，成功地记载了起自黄帝止于武帝时期的历史，无论在历史见识、史料价值、历史编撰上都达到极高的成就，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东汉初著名的史学家班固高度评价司马迁的著史精神和成就，

关键词：历史编撰《清史》汉武帝时代创新纂修中华民族《史记》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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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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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年

作者：郭成康林铁钧

本书是一本系统地研究清代文字狱的专著。本书包括历史探讨、大案要案、大事记3个部分。

ISBN: (纸本)7501404186

本书是一本系统地研究清代文字狱的专著。本书包括历史探讨、大案要案、大事记3个部分。

关键词：文字狱地点:中国年代: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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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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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作者：张晋藩郭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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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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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宝凤郭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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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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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宝凤郭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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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期满族社会的首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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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档案 1984年第2期 83-90页

作者：郭成康

首告,是诉讼过程中告诉的一种形式,史籍中也称为“告奸”、“举首”、“出首”等,今天所谓告发、检举即与此相类。在早期满族社会中,首告颇为盛行,明金萨尔浒之战后,被执拘于后金的李民寏谈到:“胡俗好告讦。奴酋(指努尔哈赤——笔者注... 详细信息

首告,是诉讼过程中告诉的一种形式,史籍中也称为“告奸”、“举首”、“出首”等,今天所谓告发、检举即与此相类。在早期满族社会中,首告颇为盛行,明金萨尔浒之战后,被执拘于后金的李民寏谈到:“胡俗好告讦。奴酋(指努尔哈赤——笔者注)不问曲直,只以先告者为信,故子而告父,妻而告夫,奴婢而告其主者有之。是以胡人之与他人言语者,必立傍证之人,然后始发言云。”这是一个浸透着封建法制思想和儒家道德观念的朝鲜士大夫,对

关键词：首告皇太极第四贝勒努尔哈赤满族满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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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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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 2006年第3期 1-18页

作者：郭成康

清宣统三年末，隆裕皇太后在清帝逊位前夕向全体臣民宣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历尽沦桑、千锤百炼的“中国”概念，终由清朝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 详细信息

清宣统三年末，隆裕皇太后在清帝逊位前夕向全体臣民宣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历尽沦桑、千锤百炼的“中国”概念，终由清朝一锤定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朝不仅留给今天中国人民国家版图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界定“中国”一词内涵与外延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清朝中国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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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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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 2003年第2期 33-48页

作者：郭成康

本文引证雍正朱批奏折等资料，试图揭示杨名时案背后隐藏的委曲情节，并通过比较研究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文本系统的杨名时传记，对雍正蓄意制造这一冤案，不仅从政治角度作出解析，而且把它放在满汉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加以透视。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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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满族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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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 2000年第4期 24-35页

作者：郭成康

以往人们通常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和清史的基本走势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本文拟转换一个视角，把满族从单纯受动的一方，位移为积极主动的角色，看她如何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如何处心积虑地裁量、...

以往人们通常用满族汉化的模式来解释满族史和清史的基本走势及其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本文拟转换一个视角，把满族从单纯受动的一方，位移为积极主动的角色，看她如何自觉地、清醒地抵拒汉文化的包融和侵蚀，如何处心积虑地裁量、陶铸、重塑、支配着汉文化，从而使满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最终达到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的融合。这一漫长而历经磨难的融合过程，不仅使满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也给有清一代的历史打上了有别于以往历代王朝的特别醒目的烙印，其影响之深远，也许在今天仍依稀可辨。一满汉两种异质文明的最早冲撞可以追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其时满洲初兴，刚刚进据汉族辽沈地区。像以往那些文明晚进的征服民族一样，对先进的汉文化持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和轻贱。到了努尔哈赤晚年，竟酿成了不分青红皂白“杀秀才”的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固然因为辽东绅衿多持仇金的政治立场，但粪土文艺、草芥士人的价值取向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皇太极对其父如此野蛮的做法有所反省，当他主政以后即通过考试将劫后余生的二百名秀才从奴籍中拔出（注：《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九月壬午：“先是，乙丑年（天命十年）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其佼佼者甚至被擢置“书房”，以备咨询。但此举只能视为是一种政治手腕或政治策略的运用，从骨子里并没有改变鄙薄文人的民族传统。在皇太极的心目中，汉儒臣不过是恩养不杀以待其效力的奴才，与豢养的鹰犬没有两样。（注：皇太极曾训斥汉官说：“鹰犬无知之物，畜养日久，尚收其益，尔等人也，虚糜廪禄，毫无报效，曾鹰犬之不若耶！”（《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崇德二年七月辛巳））他虽然参酌明制设立六部，但坚决地摒弃了汉官们一再急切呼吁的“建中书府，设中书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为阁老、翰林等官”之类的建议（注：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天聪九年二月，许世昌《敬陈四事疏》；《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十二月丁酉，张存仁条奏。）；他最初确有“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的意向（注：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天聪六年正月，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称：“上谕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但实际上并未用《大明会典》来规范六部的官制和职掌，崇德元年（1636）颁布的清朝第一部《会典》，不过是天聪年间因时制宜先后颁布的单行法规的汇编。（注：参见张晋藩、郭成康《清崇德会典试析》一文，载《法学研究》1983年三期。）当满族开始重视吸纳汉文化的时候，皇太极已经对这种尝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汉人习俗的侵蚀深怀戒心。他把那些已经耽于宴乐酒色的满洲贵族们召来聆听《金世宗本纪》，谆谆告诫他们本族先世大金皇朝是如何因废旧制、效汉俗而最终导致社稷倾覆、国家灭亡的，并一再盛赞金世宗中兴女真文化、以抵制汉俗浸染的特殊功业。讲到动情处，皇太极说他披览《金世宗本纪》时“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皇太极毅然拉开了满族学习、借鉴、吸纳汉文化的序幕，但这位引入儒家政治价值观以抗衡满洲八王共治的最大受益者却深深为“子孙万世”而忧虑。（注：俱见《清太宗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丑。）女真和金的历史命运令他悲观，但从金世宗的身上他或许看到了希望。他对金世宗崇拜之至，举凡维护诸如满洲衣冠、语言、姓氏旧制以及骑射尚武之风等民族传统，无不以金世宗为法。他期望通过自己的训谕和作为为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像金世宗那样的楷模。这对满族史和清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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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雍正对用人之道的别一种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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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 2002年第2期 33-42页

作者：郭成康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首重用人与行政。就用人而言，统治者则常有“人才难得”、“天下全才不多得”之类的慨叹。应该说，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确属“中才”。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就特别强调甄别贤与能，讲究从人才配置上实现最优化组... 详细信息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首重用人与行政。就用人而言，统治者则常有“人才难得”、“天下全才不多得”之类的慨叹。应该说，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确属“中才”。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思想家就特别强调甄别贤与能，讲究从人才配置上实现最优化组合，孟子就说过“尊贤使能 ”，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之类的话。①从原始涵义来看，“贤”往往和“不肖”对称，是指品德高尚又才干出众的人，它包含了德与才两方面的涵义。孔子说：“见贤思齐焉” ②，墨子说：“列德而尚贤”③，《书·大禹谟》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等等，在很长时间人们都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贤”这个词的。到了北宋时司马光那里，则别有一番解说。他以为，世俗不加区别地把才与德都混称为“ 贤”，结果导致了“失人”，即将人才鉴别错了的严重问题。所以他特别强调应当首先把德与才的概念区别清楚。什么是才?“聪察强毅”是也；什么是德?“正直中和”是也。才与德相较，德是第一位的，即所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司马光也不赞成把人简单地划分为贤与能两大类，而应细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愚人”四类—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④由此，这位正人君子的领袖严正而决绝地提出了下述著名论断：“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危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⑤这段话既是司马光对历史经验的沉痛的总结，也是对为他所不惬于心的王安石变法的影射。经过司马光辨析与发挥的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思想，遂成为中国古代用人之道的最精辟的经典表述，对传统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同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轻才的取人之术大异其趣，雍正皇帝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雍正并不一般地抹煞品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但“ 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⑥“礼义廉耻”乃宋儒所讲的“国之四维”，雍正是这样对新科进士阐释他所理解的“廉”的涵义的：“箪食豆羹，一介不取”，不过是廉之小节，而“理财制用，崇俭务本，使天下之人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⑦

关键词：清官能吏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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