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作     者：杨天一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导师姓名：马兆良

授予年度：2023年

学科分类：12[管理学] 02[经济学] 0202[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020206[经济学-国际贸易学] 1201[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可授管理学、工学学位)] 

主      题：数字经济 出口技术复杂度 创业活跃度 

摘      要：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单边主义盛行,国际竞争日渐加剧。与此同时,我国长期以来依赖人口、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正逐渐减弱,中国正处于十分严峻的国际市场状态。面对“内忧外患,实现“弯道超车,打破我国部分出口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局面,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势在必行。当前,正值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的来袭,以数字技术为内核的数字经济成为新的发展主流。数字经济凭借数字化信息与知识、互联互通网络正深刻改变着技术创新的方式和市场需求结构。那么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若有利于提升,是否在其中存在门槛效应,是否为单一门槛。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对我国把握数字机遇,迈向贸易强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我国2012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主成成分分析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测度体系,采用两步法计算我国省级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四个结论: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第二,数字经济促进了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第三,在胡焕庸线的西北部以及市场发育度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边际效用更强。第四,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单一门槛制约,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0.5207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用有所降低。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四点:第一,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应用、数字产业发展三个维度构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其中包含了七个二级指标,在前人的基础上丰富了数字经济的指标构成,更为精确的刻画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二,以往的专家学者所探究的数字经济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理论机制较为单一,一般集中于只探讨人力资本水平或技术创新水平。本文创新性了探讨了创业活跃度这一可能存在的机制。第三,以往专家学者对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以往只限于其为正向作用或是负向作用,但较少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本文首先利用实证分析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为正向作用,其次,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第四,以往的专家学者在进行数字经济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异质性检验时,大部分是以我国的地理中的东部、西部以及中部作为分界线。本文较为创新性的进行了以胡焕庸线区分省份和以市场发育度区分省份的异质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