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代挽歌写作中的哀悼伦理——以“爱玛组诗”为例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导师姓名：蔡海燕
授予年度：2022年
学科分类：0502[文学-外国语言文学] 050201[文学-英语语言文学] 05[文学]
摘 要：哀悼问题的现代反思体现在英国挽歌的发展与转型中,并在托马斯·哈代身上成为一个挽歌发展史的事件。“爱玛组诗是哈代最重要的挽歌作品,它于20世纪初较早地呈现出一种“反挽歌的精神特质,并对现代派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哈代挽歌批评史上一直有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那就是哈代对于哀悼的态度,这也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相关批评史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发微于对哈代挽歌精神分析式的批评,并在后现代理论话语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反思之下生发出新的观点。但在这些争论中,挽歌本身的文学惯例问题以及哈代思想中的道德情感主义倾向总是被忽视。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争论最终都没能形成对哈代哀悼思想的清晰表述,同时也未能成功评估哈代哀悼思想的现代价值。本论文将这场讨论的关注点回落到“爱玛组诗这组挽歌之上,在尊重挽歌文学惯例以及哈代的道德情感主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发展一条新的阅读路径,并尝试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哈代在“爱玛组诗中发展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挽歌的哀悼态度——哈代认为哀悼不应该有终结,生者应该永远维系着与逝者的联系,并以此来提示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的伦理责任。同时,这一哀悼的思想倾向也让哈代在20世纪初期较早地呈现出后来现代思想家们针对世界战争、大屠杀和恐怖袭击所生发出的哀悼的政治学观点,因而具有开创性和先知性的意义。除了绪论和结语之外,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交代了“爱玛组诗产生时期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哀悼文化背景,以及哈代对此的文学反应。“爱玛组诗创作于20世纪初期,此时的英国社会正经历着哀悼文化的迅速衰微,背后的原因是道德情感主义在这一历史时期面临的损害和瓦解。在这一哀悼文化背景下,哈代通过在挽歌写作中复兴感知与情感等要素对抗了这种时代趋势,复活了哀悼的诗学功能。第二章分析了哈代的“爱玛组诗在书写身处自然世界中的哀悼者的心灵处境上如何不同于传统挽歌。传统挽歌处在文学程式的惯性中,延续着一种对田园生活的文学想象,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哀悼的心理机制。而“爱玛组诗则将冷漠的自然世界作为心灵感知的场域,强调哀悼者在其中的情感重负。通过书写树木、雨水、泉水、海岸线等自然事物对心灵的侵袭与围困,“爱玛组诗展现了永不消散的,再体验式的情感记忆。对哈代而言,勇敢地承担这份独属于生者的情感重担是保存逝者最好的方式。第三章说明了哈代对传统挽歌中感知与情感模式的改造是出于何种伦理上的考虑,并最终指向怎样一种哀悼的伦理态度。“爱玛组诗的情感记忆书写背后蕴含了一个针对传统挽歌写作的记忆伦理问题,即是否所有的纪念都是合法的?对此,哈代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为了抵抗记忆可能的消散或自我修正,哈代书写了强烈情感记忆作为回忆的稳定剂,同时塑造了一个休谟式的弥散的记忆主体。在这种记忆书写下,哈代拒绝了功利主义的哀悼,并无限延长了哀悼的时间,在生者和死者之间建立起了强烈的连结。这两点深刻地颠覆了弗洛伊德哀悼观念的基本立场——即哀悼需要被终结,以及与死者的链接是不健康的。第四章给了哈代的哀悼观念一个思想史的定位。在哀悼的我他问题上,哈代超越了道德情感主义同情议题的边界。通过将哀悼中生者与逝者的绝对隔阂扩展到生活世界的我他关系中,哈代宣告了同情的失效。在对同情提出质疑的同时,哈代又找到了新的出路,那就是借用哀悼本身的力量重新连接自我与他者。具体的做法是将爱情诗中展现出的哀悼态度发展到晚期战争诗中,赋予哀悼以公共价值。最终,被死亡所取消的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又被哀悼重新接合到了一起,哈代因此走向了后来巴特勒在《暴力、哀悼、政治》中所传达的哀悼的政治学观点:过一种以哀悼为中心的生活是有可能的,生活在哀悼中将使我们体会到与他人联结的需要,这种纽带关系时刻提示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责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代挽歌的意义是深远且长久的,尽管它看起来十分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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