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纂云南通志》的编修与20世纪30-40年代云南学术

作     者：苏莉莉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导师姓名：秦树才;辛亦武

授予年度：2021年

学科分类：0302[法学-政治学] 03[法学] 030204[法学-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060205[历史学-中国近代史] 06[历史学] 030503[法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060207[历史学-专门史] 0602[历史学-中国史] 0305[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主      题：《新纂云南通志》 20世纪30—40年代 云南学术 

摘      要：民国云南地方志书编写成书较多,在省志中有《新纂云南通志》及其续志。由于时代原因,成书及出版过程历经坎坷,民国时期只有《新纂云南通志》出版面世。结合其编纂历程及收录资料,这部省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新纂云南通志》从编纂到成书经历筹备、设馆、审定、校印阶段。在前期筹备中,成立了筹备处,做好修志前的各种准备。包括酌定纲目凡例、拟制采访条例、搜求修志参考图籍等。最终通志馆正式成立,聘请周钟嶽为通志馆主任。随后便对纂修人员分别聘请,这些人多是滇省各界的文人贤士、社会名流,并按照各人所长合理分工。通志的编写在参考前代的基础上,在体例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从体例上看,通志按照“大事记“图“表“考“传分别分类;从内容上看,各门类占比各有不同,一些时间较近、资料相对易得的占比更大。由此通志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在编纂过程中注重实际,运用先进科技及一些科学的统计手段,来编写及收集资料;其次,近代以来边疆纷争不断,界务问题频发,通志在编纂过程中对此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谨慎的处理,以图唤醒时人对国家生死、民族存亡的危机意识;最后,在编纂过程中注意民族认同观念,提出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凝聚民族力量。这些编纂人员中有当时滇省的硕学鸿儒,国学功底深厚;有曾赴海外留学考查的新思想者;有曾在国内高等学校中接受教育的有为人士。由此这一高学历、高水平、专业化的编纂群体,给志书编纂带来了新气象。一部志书的流传,与其刊印有很大关系。《新纂云南通志》成书不易,刊印过程更是艰难。为了图书尽快印付,成立了专门的通志校印处负责督促办理校印事务,由于时局动荡加上货币贬值等问题,印刷工作也大受影响,最终于1949年2月刊行于世。考虑到积存一地的风险较大,为了志书的保存及广泛流传,仿照以往官书分配办法,将志书分送到各省级机关、教育机构、通志编纂人员手中。《新纂云南通志》对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云南学术有重大影响,在承接以往旧学的基础上,开创了云南学术史的新局面。以方树梅为代表的资料搜集者,不辞辛劳寻访各省;以方国瑜为代表的志书编纂者,以深厚的功底及扎实的考据完成志书编写;以陈秉仁为代表的新思想者,敢于突破常规,结合时代将新的技术及理念运用到志书中。同时,《新纂云南通志》对于清末云南相关资料的记载十分详细,保留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如在公共事业方面,对近代中国警察制度的发展作了详细记述;在教育方面,对近代学制的变革、发展及留学等事务进行了记录;在经济方面,对近代云南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进行了叙述;在边疆方面,以图文的形式对近代滇越、滇缅的界务纷争及相关条约进行了收录。另外在搜求修志资料时,还发掘了明代景泰、正德、万历、天启年间的志书,这些早已在云南不见踪影的旧志书,随着《新纂云南通志》的编写得以被发掘。不仅拓展了20世纪30—40年代云南学术研究,更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新纂云南通志》作为民国云南唯一成书的省志,其在承接旧志的基础上,开创了修志的新局面。其在书中对边疆民族的关切,促进了边疆学术的研究,推动了云南学术史的发展。为新世纪云南学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云南省志书的修订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