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抑郁障碍患者应对方式特点及五年随访对照研究

作     者：关惠新 

作者单位：济宁医学院 

学位级别：硕士

导师姓名：程小菁

授予年度：2022年

学科分类：1002[医学-临床医学] 100205[医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10[医学] 

主      题：抑郁障碍 应对方式 流行病学调查 对照研究 

摘      要：目的:探讨山东省抑郁障碍患者应对方式的特点、演变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抑郁障碍患者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研究以2015年山东省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为基础,在经《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诊断出的1237例抑郁障碍（包括重性抑郁障碍、心境恶劣障碍及未特定抑郁障碍）患者中选取8个市的870例为研究组,同时以同性别、同年龄组（研究组调查对象年龄±5岁）、同居住区域（相同村落或街道）为匹配因素,按1:1:1原则随机抽取2015年流调中经GHQ筛查结果为高危及低危者为对照组,对三组人群的应对方式特点进行5年后的随访对照研究,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自制）、一般健康问卷（GHQ-12）及增加的风险评估问题、《DSM-IV轴I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I/P）、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收集三组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2015年三组人群应对方式的比较:研究组的积极应对评分及应对倾向分均低于高危组、低危组,消极应对评分高于高危组、低危组,差异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2.2015年抑郁障碍三个亚型（重性抑郁障碍、心境恶劣障碍、未特定抑郁障碍）应对方式的比较:重性抑郁障碍及心境恶劣障碍患者的积极应对评分显著低于未特定抑郁障碍患者;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的应对倾向分显著低于未特定抑郁障碍患者,差异均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3.2015年应对方式与一般资料的关系:（1）积极应对:不同城乡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医疗来源之间积极应对评分差异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居住者得分高于乡村居住者,年龄越大积极应对评分越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积极应对评分越高,无医疗来源者积极应对评分最低。（2）消极应对:不同性别、年龄、婚姻、居住方式、职业之间消极应对评分差异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消极应对评分高于男性,消极应对评分随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升高,婚姻为“已婚/再婚/同居者消极应对评分最低,独居者消极应对评分最高,职业为“农民/渔民的较其他职业的消极应对评分高。（3）应对倾向:不同城乡地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居住方式、职业、医疗来源之间应对倾向分差异均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居住者应对倾向较农村居住者积极,男性较女性积极,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应对倾向越积极,婚姻为“已婚/再婚/同居者应对倾向较其他婚姻状况积极,职业为“农民/渔民的应对倾向较其他职业消极。4.应对方式的5年随访对照:三组人群2020年的消极应对评分均低于2015年,高危组2020年的应对倾向评分显著高于2015年,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障碍缓解组2020年的消极应对评分显著低于2015年,未缓解组2020年的积极应对评分显著低于2015年,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5.影响抑郁障碍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1）缓解组与未缓解组2015年一般资料的比较:两组在城乡地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的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即缓解组中居住在城市、男性、年龄在18～45岁、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上、与亲属同住的居多,未缓解组中居住在乡村、女性、年龄65岁、受教育程度为文盲、独居的居多。（2）回归分析:以抑郁障碍是否缓解为因变量,两组2015年的一般资料、应对方式评分为自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进入了回归模型,即受教育程度是抑郁障碍缓解的保护因素,受教育程度低1年抑郁障碍缓解的可能是高1年的0.858倍（OR=0.858,P0.01）。结论:1.抑郁障碍患者较健康人群更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较少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其应对倾向更消极。重性抑郁障碍患者较其他亚型抑郁障碍患者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能力更差,其应对倾向也更加消极。2.城乡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医疗来源对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婚姻、居住方式、职业对消极应对方式的影响显著,城乡地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居住方式、职业、医疗来源对应对倾向分影响显著。3.三组人群2020年较2015年均更少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5年后抑郁障碍缓解者较少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而未缓解者采取积极应对的能力更差。受教育程度是抑郁障碍缓解的保护因素,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抑郁障碍的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