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乌都河流域历史文化变迁研究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导师姓名：李浩;王晓辉
授予年度：2022年
学科分类：0302[法学-政治学] 03[法学] 030204[法学-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060204[历史学-中国古代史] 06[历史学] 0602[历史学-中国史]
摘 要：乌都河为北盘江南部支流,其流域范围涉及今盘州市、普安县、水城区三地,位于黔西南州与六盘水市下辖区域的结合地带。本文以明清时期乌都河干支流所经之行政区划为承载,考察流域内的政治、交通、经济、教育、风俗等内容,分析其历史文化变迁,探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规律。在政治变迁方面。明初朝廷开始调整普安地区的行政建置,来寻求合理的统治制度安排,最终确立了“土流并治的政治格局。文章通过分析普安州所辖“营的性质及其缴纳赋役的情况,得出了明代普安州“土流并治政治格局中,流官统治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清初乌都河流域政区的调整,流官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加上“营这一基层组织自身权力的分化,以及清末龙氏土司部分支系陆续故绝,使得土司的权力范围在不断缩小,“营逐渐转化为国家制度化的基层管理单位。在交通变迁方面。乌都河流域地处连接滇黔两地的关键位置,明初朝廷为了进一步统治云贵地区,加强滇黔驿道普安段的道路建设成为必然之举。较之于前代,明代普安段的驿站建设数量有所增加,并且在“一线路的军事战略下,形成了具有浓厚军事化色彩的驿传体系。清代普安段驿道建设延续明代以军事镇戍保障驿道通畅的做法,并进一步密切了汛塘与驿铺之间的联系。此外,普安段驿道在经历了改驿站、增设铺等变动后,驿道路线明显北移。滇黔驿道普安段的建设与维护对流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的产生了重要作用,加速了乌都河流域的国家化进程。在经济变迁方面。明代的军屯、商屯、民屯等移民的到来,为乌都河流域经济的开发注入了动力。朝廷大兴屯田,乌都河上游的南里一带成为屯田的重点区域,而在乌都河中下游的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则有待开发,流域内土民的赋税往往只是象征性地征收,与中央的经济联系多靠土司来维系。清前中期,流域内农业经济的开发界限开始从河谷山间的坝子地带延伸至广袤的山区,清末由于社会动荡,农业经济发展备受阻碍。历经明清两代,在长期的农事生产实践中,流域内的民众逐渐积累总结了农业种植的“地方性知识,反映出乌都河流域的民众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开发。在商业经济方面,流域内集市数量不断增多,商业组织会馆的兴盛,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从土地交易类型的契约文书资料中,总结出乌都流域地权表达方式从“结草为界到“立凭为据的变迁。在文教变迁方面。明清两代国家通过设立官学、书院、社学以及义学等各式学校,来推动儒学教育在乌都河流域的传播发展。明清两代,乌都河流域文教科名特盛,文人辈出,取得科举功名的文化精英又成为流域内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力,有效促进了儒学思想在基层社会的传播,塑造了地方社会特有的文化氛围。在风俗变迁方面。明清大量移民的涌入影响了乌都河流域的文化交流发展。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互相影响并融合,造就了新的文化习俗。文章以明清时期流域内的典型民俗事项为例,如“中元节“假八字帖“孀居妇女的婚姻抉择及“墓葬习俗等,来体现乌都河流域风俗的变迁。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明清时期移民涌入乌都河流域,形成了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在国家教化政策与宗族发展需要的共同作用下,清中后期乌都河流域宗族化的浪潮渐趋兴盛,各姓族人通过建构部将祖先、重构族谱谱系、共建宗祠、共同祭祀等方式积极融入地方社会,塑造了符合国家治理需要的地方形象。与此同时,族际间的交流互动也在发生,其中异姓联宗、联姻交往、改姓求同推动了更广范围内的社会资源整合,促进了各族群体之间的交流。流域内的民族活跃在桥梁、水井等公益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中,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凝聚了群体间的集体意识,推动了乌都河流域社会的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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