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为企业”：国际政治压力下企业互助行为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导师姓名：周鑫宇
授予年度：2021年
学科分类：030207[法学-国际关系] 12[管理学] 03[法学] 0302[法学-政治学] 1201[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可授管理学、工学学位)]
摘 要：跨国企业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主体,国家和跨国企业的关系也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焦点问题。近年来,跨国企业频频遭受母国和东道国政府反垄断调查、进出口管控、金融制裁、技术禁令等措施的限制。2020年8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签署限制与抖音交易的行政命令。禁令发布后,字节跳动的投资公司红杉资本及泛大西洋大众公司主动开展政治游说,希望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可以在松动抖音禁令上提出建议。甲骨文公司还与抖音签署了数据安全合规合作协议,双方拟共同运营技术业务合作项目。这种方案与此前特朗政府提出的强硬要求相比具有一定的弹性。2020年10月,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的运营商参与本国的5G频谱拍卖会。11月13日,华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瑞典电信公司爱立信CEO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支持华为在瑞典发起诉讼,并提出这个世界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当国家政治力量介入,企业正常经营和发展受到限制,其他企业或商业共同体愿意伸出援手,主动卷入政治共同面对政府强硬苛刻的要求,对冲伤害、降低损失,这样的行为难以单纯用经济学上说的“竞争与合作框架来解释。企业在面临政治力量影响时,倾向于制定合规方案以适应国家的管控政策,在维持基于商业利益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外,企业为什么还愿意主动卷入政治为其他企业提供帮助?这种企业互助行为正是本文拟研究的问题,企业或商业共同体决定维护其他企业的逻辑是什么?企业互助行为的兴起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变革和影响?本文第一章将从理论层面分析商业世界和政治世界互动的历史演变,阐释企业互助行为出现的国际背景。按商业世界的运转逻辑,企业会基于自身的利益调整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区位投资生产和销售,为避免其他企业“搭便车而私下开展政治行动。当国家之间博弈加剧,两个国家开始动用一切资源争夺政治优势时,最先受到伤害冲击的是两国的企业。比如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大国博弈中,首要的冲突表现是双方贸易战升级——互增关税、出口禁运、制裁企业、封杀某个行业等。在这些决策生效前,两国企业并没有被提前告知。国家在政治斗争中将企业作为制裁和攻击对方的首选工具,企业直接在前线面对和承受因政治冲突而产生的收益损失。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希望通过暂时联盟互助的方式抗衡政治入侵,重寻确定性。由此更多的企业会在其他企业面临政治风险时主动“入局,为商业世界的稳定提供保护,本文将这样的行为定义为企业互助行为。第二章将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梳理在国际政治压力下企业互助行为的三种具体表现形式:一是法律互助,通过符合国家法律和规则的商业做法助力应对审查机构的调查,为关键企业或产业链提供合规庇护。二是舆论互助,企业充分利用叠加优势,通过联合介入谈判、象征性诉讼等方式,集合商业世界的行业力量和社会的舆论力量向政府以及国际机制施压,以达到影响政治决策的目的。三是政治互助,企业通过常规的政治行为方式游说政府高层,通过政治利益交换为其他企业提供互助。第三章将重点分析企业互助行为的逻辑,包括企业提供互助的动机和特点是什么、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受到维护、以及什么样的企业才可以为他者提供支持。企业互助的动机可以分为防守和抵御两部分,其中防守包括维护企业自身所遵循的商业价值观和商业世界活动主体的集体利益,抵御包括抗衡国家的疆界限制、安全约束以及红利蚕食。受到维护的企业需要满足“防守动机的两个条件,符合商业世界文化以及能代表商业世界的集体利益;而提供互助的企业则需要有足够的能力以“抵御国家一定程度的报复和反击。无论是哪一种企业互助形式都具有政治性的特征,因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尽可能减少对商业运营负面影响较大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出台。但由于国家仍然掌握着国内和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企业之间的“暂时联盟松散而无协议限制,因此企业互助行为对国家的政治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一章将从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博弈的视角出发,简析企业互助行为的出现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随着国际市场机制的完善和有序运转,企业掌握了越来越多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投产能力,其对国家的依赖减少。商业世界内部所有行业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企业越来越愿意与国家开展互动,争取作为独立国际行为主体的话语权;其对塑造全球商业价值观的行动也在增加。政府不得不适应这样的新变化,并从过去对企业的绝对掌控调整到适应与企业平等对话。“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也不再局限于经典“三角关系中提到的争夺创造财富的资源,企业对技术主导权的需求与政府对国家安全主导权的需求产生了冲突,“三角关系的良性平衡状态难以维持。为了扩大影响力,不同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塑造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将可能加剧社会民意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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