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险传播的社会放大机制和效应研究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nd the social influence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导师姓名:江昀
授予年度:2015年
学科分类:050302[文学-传播学] 05[文学] 0503[文学-新闻传播学]
摘 要: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但是科学技术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让社会承受了更多由技术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高发的技术灾难让由技术所导致的风险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曾经我们一直专注于对技术风险进行科学意义上的评估,并以此作为我们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但是,科学的风险评估是以数据化和公式化的去情景方式进行的,而评估公众对风险信号的关注度却是以考虑其对信息的适应性为标准的。而这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这就需要我们将技术风险评估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的领域,更多的去关注为了让技术风险认知过程变得可控,个人和团体对技术风险信号流采取的干扰行为。根据谷歌趋势分析数据,2014年,全世界死于空中事故的人数为992人,而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达到了124万人。但是媒介对前者的报道力度却比后者高出43%。我们疑惑为什么一些技术风险虽然被专家认定为风险相对较低的灾害会引起社会的特别关注(风险放大),而另外一些相比之下更为严重的技术风险灾害却不会受到社会的特别关切(风险弱化)。在国内,有关技术风险的传播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正逐步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但是对技术风险传播的理论研究还比较缺乏,大多数研究者都仅仅将研究聚焦在某一具体的案例中,以某一典型事件为由头进行,套用国外理论成果进行应用型的分析。但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个案和小范围的讨论,很难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此外,由于新媒介日益发达,公众拥有更多话语权,技术风险的形成过程日益复杂多变,这就要求我们从更加全面,系统的视野对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对于上述有关技术风险的问题,笔者认为1988年6月,克拉克大学决策研究院的学者们提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能够为我们提供答案。(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以下简称SARF)该框架是一个能够兼顾风险的技术评估,风险的主观感知两方面的综合性框架理论,该框架打破了曾经关于技术风险的社会学、心理学、社会文化理论、社会行为理论研究相互脱节的传统弊端,协调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技术风险风险研究成果,这对我们了解在特定场景下影响技术风险形成的各种因素是如何联系,怎样相关,互动影响的过程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深化我们对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的认识。有基于此,本论文将着重对国外关于该框架的各种理论研究进行大量的资料搜集,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的综合分析,通过文献分析,内容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入地剖析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技术风险是如何在社会领域中被放大或是弱化构建的,以及由此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次级效应和涟漪效应,从而期待能够为技术风险的传播和管理问题提供更多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SARF将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指技术风险或是风险事件如何被刻画成技术风险信号;这些信号又会与哪些因素进行互动从而反作用于社会,产生一系列的放大或是弱化的技术风险感知和行为;二是指风险感知和行为带来的社会后果—一次级效应和涟漪效应。由此,本文采取如下逻辑框架结构:首先,从技术风险放大的框架理论基础入手,对框架存在的逻辑,前提,适用范围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概述,对框架范式进行介绍。其二,对影响技术风险信号放大的机制进行探讨,以技术风险信号社会放大站的不同社会身份为标准,将其分为社会组织、公众个体、媒介三个方面,对影响各个信号放大站进行信号构建,信号传播,信号解码的回路过程的因素以及整个传播过程进行探寻和分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社会心理是怎样具体作用于不同社会身份主体对技术风险信号的感知,以及随之带来的社会行为。其三,对由技术风险信号放大或是弱化后产生的涟漪效应进行分析,看具体有哪些社会后果。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对该如何最大可能地规避技术风险的路径进行探讨,笔者将以技术风险管理和技术风险公共政策为主题,通过对国外研究成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介绍分析,从而进行探索看是否能够为负有风险管理职责的机构在技术风险的预测能力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用信息,这其中的分析重点在于技术风险的管理机构该如何建立一个最有效的公平的技术风险对话模式,将共享会议模式的积极意义和缺陷放入具体的案例中进行分析,以便我们去思考,当我们期待更多公众参与技术风险管理时,什么样的技术风险管理行为以及技术风险管理政策制定模式应该成为我们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