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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话中断定语句末语气助词的语用研究 ——以调解现场会话为例

广州话中断定语句末语气助词的语用研究 ——以调解现场会话为例

作     者:吴翠霞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导师姓名:彭庆华

授予年度:2016年

学科分类:0501[文学-中国语言文学] 050103[文学-汉语言文字学] 05[文学] 

主      题:广州话 句末语气助词 调解互动 断定言语行为 语用调节论 

摘      要:本研究以霍永寿(2004)提出的语用调节论为理论框架,试图解释具有语用调节作用的广州话句末语气助词(“嘅,“呢,“啊33,“?等)在调解现场中的断定言语行为运作机制及其动因。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在调解现场中调解员使用哪些句末语气助词来阐述自己的观点?2、广州话断定语句末语气助词有哪些语用功能?3、为什么调解员会使用这些句末语气助词来实现他们的言语交际目的?作为一种语言调节的理论,语用调节论研究人们如何运用语言调节其社会行为,使人类生活在社会行为层面保持最佳和谐的状态。该理论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有两个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存的趋势——和谐与冲突。它们作为两个极点构成一个连续量表。语言的调节作用表现在,它使该量表的两极间保持着一种张力,从而使人类社会互动在一般情况下总会处于一种介于和谐与冲突的最佳平衡状态。语用调节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语用调节手段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调节发生于活动类型中,其调节的单元是言语行为。作为活动互动的具体构成步骤,言语行为的实施是导致冲突的直接原因。活动互动在社会、物理、心理三个维度上展开,冲突也是由于某一具体言语行为的实施和这三个维度上相应的活动限制所引发的。因此,语言调节的运作也是在这三个维度上进行的。调节的语言保证是,语言在结构、语义和语用各层面上的三个特性——变异性、协商性和适应性,其认知前提是作为人类认知自返性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体现的元语用意识。本研究对调解员使用广州话断定语句末语气助词的语用调节功能从其社会维度上进行分析,主要对其断定语的实施和社会维度上相应活动限制所引发的社会冲突进行解释和分析。这种社会冲突主要与调解员的交际意图和委托人的面子需求密切相关。为减弱或者避免自己的言语行为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调解员运用句末语气助词作为一种语用调节手段调节其言语行为,使他们的交际活动顺利进行,最终达到自己的言语交际目的。以语用调节论这一理论框架为基础,以及Searle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为标准,本研究从广东电视公共频道的调解节目《和事佬》中收集到的185个对话中出现741次的18个断定语句末语气助词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分析表明,在言语交际中,可能导致的社会冲突是促使说话者使用句末语气助词对自己的言语行为进行调节的主要原因。调解员在调解对话中,为避免自己的言语行为可能给他们的委托人带来的社会冲突,主要运用句末语气助词对自己的言语语力进行弱化或者强化调节。在该调节过程中,说话者在使用句末语气助词来调节自己的言语语力的同时,也调节了其社会行为,从而使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处于最佳的平衡状态,以至于他们之间的互动能够顺利进行,最终达到他们的交际目的。在语用调节论的理论框架指导下,作者认为广州话断定语句末语气助词是一种语言调节手段和语用策略。人们运用句末语气助词对自己的言语语力进行弱化或者强化调节,从而减少或者避免可能发生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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