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以吴泽霖、林惠祥为中心的考察

作     者：张福强 高红 ZHANG Fuqiang;GAO Hong

作者机构：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银川750021 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武汉430074 

出 版 物：《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bei Minz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 卷 期：2020年第38卷第6期

页      面：98-105页

学科分类：0303[法学-社会学] 03[法学] 030303[法学-人类学] 

基　　金：北方民族大学2020年校级科研项目“1949-1966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的成就、特点与启示”(2020XYSMZ07) 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吴泽霖研究的文献搜集与整理”(CSY18149) 

主　　题：吴泽霖 林惠祥 民族博物馆 标本采集 

摘      要：吴泽霖与林惠祥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前辈,民族文物事业贯穿着他们一生的学术研究,其成就被广为赞誉。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物采集展览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关怀之下,民族学博物馆成为“采集民族志的理想归属,为其赋予了丰厚的理论意涵和时代价值。林惠祥的采集实践更多强调文化史构建,探讨族群的亲缘关系;吴泽霖则试图以“物化形式来表达他的“平等理念,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他们的这种分异代表着中国民族学史上“采集民族志的两种取向,在杨成志等民族学家的采集实践中也有体现。但不管差异如何,用采集民族标本的形式来呈现文化的多样性、进行民族知识的建构,是当时诸多学者的一个共相。实际上,学者们的标本采集实践与民族志书写有着同样的学术诉求,只不过前者用实物的形式体现,而后者用文字书写的形式体现,殊途同归。即所谓“采集民族志,它与影像的民族志、文字的民族志等共同表达边陲文化,建构民族知识,都是探寻文化模式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