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答毕仲举书》为答毕仲游作刍议
出 版 物：《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年 卷 期：2008年第9期
页 面：140-143页
摘 要：苏轼一生广交朝野文士，其中，与毕仲游交往虽不甚频繁，但在各自人生道路的重大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毕仲游（1047—1121），字公叔，景德中宰相毕士安之曾孙，熙宁三年登进士第，官终西京留司御史台。有集，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为二十卷，题作《西台集》。仲游登第之年，苏轼充殿试编排官；元祐初，苏轼以翰林学士主持召试馆职人，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九人中拔毕仲游第一；其后又称仲游“学贯经史，才通世务，文章精丽，论议有余，自郎台为宪漕，绰有能声，表以自代（《郡斋读书志·毕公叔西台集》叙）。今见于不无遗佚的《西台集》涉苏诗文不少，而在广为传播、少有佚失的苏轼集中，除《荔枝似江瑶柱说》（《苏轼文集》卷七三）提到毕仲游外，几乎别无涉毕文字。既然苏轼对毕仲游评价甚高，引为同调，为何出现这种情况？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正是这种好奇心的驱使，笔者初步发现苏轼《答毕仲举书》为答毕仲游作。先看其一：轼启。奉别忽十余年，愚瞽顿仆，不复自比于朋友，不谓故人尚尔记录，远枉手教，存问甚厚，且审比来起居佳胜，感慰不可言。罗山素号善地，不应有瘴疠，岂岁时适尔，既无所失亡，而有得于齐宠辱、忘得丧者，是天相子也。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所云读佛书及合药救人二事，以为闲居之赐甚厚。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无缘面论，以当一笑而已。（《苏轼文集》卷五六）此书历来颇受重视，然多只从其中表现的苏轼佛老观着眼，如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谓“放达，清储欣《唐宋十家文全集录》评谓“先生学二氏，且有懒散之戒，不如不学之为愈也。孔凡礼《苏轼年谱》元丰三年闰九月录作专条，标曰“论学佛老，泛谓对方为“故人。细读全书，联系苏、毕行事及二人交游史实，窃以为此书为答毕仲游而作，理由如次：第一，答书云“远枉手教，存问甚厚，知毕先有书来。《宋史·艺文志》著录毕仲游《西台集》五十卷，早佚，馆臣所辑二十卷本，未收苏轼答书所言之毕书，初步检索其他典籍，也未发现毕书全文；然明蔡汝楠《答茅鹿门书》征引过此书字句，蔡书云：“苏文忠见放之后，友人毕仲游贻之书曰：近知君以言得罪。铭箴序记之文务为炫耀以夸世，是亦言语之过也。（《明文海》，中华书局版卷一五五；四库本卷一五六）苏轼自云“黄州惠州儋州三遭贬放，虽无不与言语有关，然准确地说，惠、儋之贬为党争所累，只有元丰中“乌台诗案，直接原因才是“以言得罪，故其《黄州上文潞公书》亦自谓“新以文字得罪（《苏轼文集》卷四八）。今见《西台集》收毕仲游致苏轼书凡四，其中《上苏子瞻学士书》，作于轼“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而尚未及祸的熙宁初；《上苏内翰》三简，作于苏在朝官翰林学士、毕出为河东提刑的元祐年间；只有苏轼元丰中以言得罪黜放黄州，才与蔡书所言吻合，可证苏轼谪黄州后不久，毕仲游确有书存问。而此书于茅坤（号鹿门）生活的明嘉靖、万历年间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