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东南亚清洁能源外交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Clean Energy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Context of the“Indo-Pacific Strategy”作者机构: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山东青岛266237
出 版 物:《国际论坛》 (International Forum)
年 卷 期:2024年第26卷第6期
页 面:63-84,157页
核心收录:
学科分类:0302[法学-政治学] 03[法学] 030206[法学-国际政治]
基 金: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绿色‘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气候能源治理转型研究”(项目号:21RWZD17) 山东大学政管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SDZG2023010105)的阶段性成果
主 题:清洁能源外交 “印太战略” 能源转型 霸权护持 美国东南亚外交
摘 要: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将气候和清洁能源议题放在内政外交的首要位置,其清洁能源外交的地缘性转向明显,旨在从经济、技术、联盟和制度四个路径服务于其霸权护持的战略目的。东南亚在“印太地区的地缘中心性决定其成为美国开展国际清洁能源合作并保障自身绿色竞争优势的关键区域。随着美国“印太战略行动部署的不断加快,拜登政府不断升级对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外交,构建了“四位一体的清洁能源合作倡议体系:其合作方式以融资和技术支持为主,在执行策略上注重战略对接、平台推广与信息传播,并呈现出范围扩大和由虚转实的发展趋势。拜登政府推进东南亚清洁能源外交的霸权护持路径具体体现为:在经济维度上争夺东南亚清洁能源大市场并保障关键矿产供应,在技术维度上整合区域技术创新资源并塑造对美清洁能源技术依赖,在联盟维度上推进清洁能源“泛安全化以引入域外盟友力量,在制度维度上提升区域清洁能源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并嵌入西方规则标准与价值规范。美国的东南亚清洁能源外交不仅受到国内政治力量掣肘和战略投放能力的限制,而且其与“印太战略联动的诉求也与东盟能源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张力,与区域清洁能源善治秩序的塑造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