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作者：廖琰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女性主义调整的声明表示,性别角色社会化可能会导致女性将自己视为一个物体,仅仅根据她们的外表是否符合不切实际的苗条女性吸引力理想来判断自己。由于过分强调外表是自我价值的来源,可能会导致身体不满、饮食紊乱和情绪困扰等负面后... 详细信息

女性主义调整的声明表示,性别角色社会化可能会导致女性将自己视为一个物体,仅仅根据她们的外表是否符合不切实际的苗条女性吸引力理想来判断自己。由于过分强调外表是自我价值的来源,可能会导致身体不满、饮食紊乱和情绪困扰等负面后果。在阐述这些过程时,Mc Kinley和Hyde于1996年开发了客体化身体意识(OBC),作为一个框架,用于描述女性作为一个物体被评价的文化结构是如何鼓励女孩和女性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待自己。OBC框架中具有实证支持的两个特质是:(1)身体监控(即以外部观察者的方式观察身体)和(2)身体羞愧(即如果不符合身体标准,会感到尴尬或羞愧),这两个特质都是通过测量客观化身体意识特质的量表——客观化身体意识量(OBCS)的相应子量表进行测量的。虽然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OBC特质与身体形象紊乱、饮食和情绪困扰相关,但在非西方国家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比如在苗条的女性吸引力的理念也被中国广泛接受。此外,只有有限的研究尝试探索有助于解释高水平的客体化身体意识与饮食失调和抑郁等负性后果间的中介因素。同时,客体化身体意识作为影响与身体意象相关信息加工偏向的这一情况,在之前的研究中也没有得到充分评估。最后,还不清楚广泛使用的饮食失调预防干预项目是否有助于减少OBC特质,特别是在非西方国家的群体中。本论文的三个研究旨在解决这些空白。研究一旨在评估中国年轻女性的感知到的媒体对于变瘦的压力和对身体的不满在多大程度上调节了客体化身体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抑郁、饮食失调)之间的联系。被试为728名来自西南大学的女大学生,她们完成了一项问卷调查,该问卷包括中国版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OBCS-Ch),感知亚洲外表媒体压力量表——体重分量表,身体部位满意和不满意量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抑郁子量表和进食障碍诊断量表(EDDS)。研究使用相关性分析,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客体化身体意识特质,感知到的媒体压力,身体不满意,抑郁和饮食失调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在中介模型一中,客体化身体意识与抑郁的关系被两条路径所产生部分中介影响,这两条路径分别为(1)身体不满(2)感知到的媒体压力与身体不满意的链式中介。在第二个中介模型中,客体化身体意识与饮食失调的关系被三条路径所产生部分中介影响,这三条路径分别为(1)感知到的媒体压力(2)身体不满(3)感知到的媒体压力和身体不满意的链式中介。研究2是一项眼动追踪研究,旨在评估客体化身体意识、同伴身体图片体型(瘦、平均、超重)和同伴图片文化(亚洲和西方)在描述身体图片时的视觉注意和记忆偏向的影响。被试为116名本科女性,根据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得分分布在分数的前33%和后33%,将被试分为高客体化(N=57)和低客体化(N=59)亚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一个点探测范式观看(1)瘦:(亚洲/西方与家具),(2)平均:(亚洲/西方与家具),(3)胖:(亚洲/西方与家具)的标准化图片对,并随后正确识别出呈现过的身体图片以及未曾呈现的身体图片。研究结果发现,被试在首视方向上偏向于西方同伴图片,在三类体型的比较上对胖体型存在首视方向偏向;被试在总注视时间偏向上无显著差异;在总注视次数上,被试对西方同伴图片和胖身材图片存在更多的注视次数偏向。至于对探测点的反应时间,被试对胖图片的点反应时比瘦和平均体型更快,对瘦图片探测点反应时最慢。在再认正确率上,相对于西方身体图片来说,被试对于亚洲同伴身体图片有更好的记忆正确率,同时她们对于胖身体图片的记忆要好于其他身体图片。鉴于研究1和2的证据表明客体化身体意识与适应性问题(饮食失调、抑郁)、其他饮食失调风险因素(即感知外观媒体压力、身体不满)和选择信息处理偏向(即对胖体型的注意回避)有关,研究3旨在评估广泛使用饮食失调预防项目——同伴身体项目(BP)在中国的适应性及有效性,并检验其在减少中国年轻女性客体化身体意识的效果。这项预注册研究(***:#44786)的被试筛选标准为无临床进食障碍,身体不满意和瘦理想内化得分均高于量表本身中位数。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一个为期四周的同伴促进组(BP)(N=105),或一个教育视频控制组(N=94)。在基线、干预后、6个月和1年的随访中,通过被试的自我报告评估其饮食失调、客体化身体意识、身体羞愧和身体监控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同伴身体项目组的女性在干预后饮食失调、身体监控、身体羞愧方面有显著改善;在1年的随访中,改善效果依然可以维持。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线下同伴身体项目能够有效预防中国年轻女性饮食失调相关问题。总之,这三项研究的结果突出了客体化身体意识对中国年轻女性身体功能的影响。研究1表明,客体化身体意识和适应性因素(即抑郁、饮食失调)之间的联系可以部分由感知的媒体压力和身体不满的链式中介所解释。相比之下,研究2结果表明,虽然客体化身体意识对中国年轻女性身体相关信息处理方式有影响,高客体化女性倾向于避免凝视更大体型的图片和并且在亚洲同伴的平均身材体型图上表现出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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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他人接纳量表-2在中国年轻成人样本中的验证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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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洁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外表有关的积极社会经验包括他人对自己身体的接纳,可能会促进积极的身体意象感知,并可能防止消极的身体意象体验。身体他人接纳是指一个人的身体和身体特征被重要的社会他人所重视、尊重和无条件接受的感觉。Swam... 详细信息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外表有关的积极社会经验包括他人对自己身体的接纳,可能会促进积极的身体意象感知,并可能防止消极的身体意象体验。身体他人接纳是指一个人的身体和身体特征被重要的社会他人所重视、尊重和无条件接受的感觉。Swami等人(2021b)最近开发了“身体他人接纳量表-2(BAOS-2)”这是一个由13道题组成的量表,用于调查他人对自己身体接受程度的普遍看法,以阐明感知到的他人对我们身体的接纳程度对身体功能的影响。虽然BAOS-2已经在几个国家进行了测试和验证,但在中国该工具还没有进行过研究。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基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社会关系对于个人的重要性,他人对自己身体的接受程度可能会在中国大陆的人群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共鸣。此外,过去对BAOS-2的研究对建构效度的评估有限,其预测效度还没有在纵向研究中得到评估。为了填补这些文献的空白,本文进行了四项研究。具体来说,本文旨在评估BAOS-2在中国女性和男性样本中的因子结构、信度和建构效度,以及它在纵向研究中的预测效度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相关理论模型的测试和验证。研究一和二旨在测试BAOS-2的因子结构及其在中国样本中的稳定性、信度和建构效度。在研究一中,435名女性和322名男性填写了新翻译的简体中文版BAOS-2、身体功能欣赏量表(FAS)以及概念相关的身体意象问卷(身体欣赏量表-2(BAS-2),身体部位满意和不满意量表(SDBPS)和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中文(OBCS-Ch))和人口统计学变量。探索性因素分析支持了BAOS-2在男性和女性当中的13个项目的单维结构,同时内部一致性、15天重测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也得到了支持。具体来说,15天的重测信度反映了BAOS-2分数在男性(ICC=0.75)、女性(ICC=0.87)和整个重测样本(ICC=0.84)的高稳定性;BAOS-2与积极身体意象相关量表的相关性具有中等到大的效应大小强度,与消极身体意象量表的相关性具有小到中等的效应大小强度,表明BAOS-2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对于区分效度,BAOS-2的分数与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一致是小到非常小。研究二招募了一批新的被试样本(307名男性和396名女性),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复制了原来的性别不变性的BAOS-2结构。本研究在问卷中放弃了一个测量指标(身体满意度),增加了三个测量指标(人际关系间的外表压力、大众媒体所带来的外表压力和居住地)来扩大有效性评估并保留类似的负荷。根据调整后的卡方值(285.38/65=4.39),CFI(0.951),TLI(0.941),RMSEA(0.078)和SRMR(0.032)拟合指数,在CFA和性别不变性分析中,BAOS-2的稳定、单维结构再次得到验证。BAOS-2得分与男性和女性的积极和消极身体意象结构在预期方向上有着高度显著的相关性,其中,BAOS-2与积极身体意象的相关量表得分的效应强度大,与消极身体意象相关量表得分的效应强度是小到中等,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效应强度为小或非常小,这表明了BAOS-2有着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在增益效度方面,BAOS-2的分数在人口统计学相关因素和与外表有关的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依然对研究二中男性和女性的积极身体意象指数(身体欣赏和身体功能欣赏)的有额外的解释作用。同时,增益效度将BAOS-2的解释力度扩展到女性的负面身体意象(身体监视和身体羞耻)以及男性的身体监视,尽管这些模型解释的方差相对较小。研究三旨在通过纵向研究分析基线BAOS-2分数和/或BAOS-2分数随时间的变化与其他积极和消极身体意象量表的反应之间的关系,以评估BAOS-2分数的预测效度。该样本包括来自研究一和研究二的1460名年轻成人被试,他们在基线和六个月的随访中完成了BAOS-2和自我报告量表(FAS,BAS-2和OBCS-Ch)的填写。分析表明,T1时段的BAOS-2分数在排除T1效标量表分数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相关因素的影响下,对预测T2时段男性的身体欣赏、身体功能欣赏和身体羞耻有独特的、统计学意义的贡献。然而,T1时段BAOS-2分数对预测女性的任何T2时段的结果指标没有独特的贡献,这与女性在T1时段结果指标上的反应分数无关。此外,在两次评估之间,BAOS-2分数的增加与所有男性和女性的T2效标量表分数的改善有关;相关的效应大小强度是中等到大的,并强调BAOS-2分数随时间的变化是当前身体意象经验的伴随物。总之,在研究三中,尽管BAOS-2分数随时间的变化是身体意象其他方面变化的强有力的伴随物,但他人对身体的接受程度作为一个“风险/保护”因素的地位得到了选择性的支持,且不分性别。研究四旨在验证Avalos和Tylka(2006)的身体他人接纳和直觉饮食的模型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以及男女两种性别中是否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从而进一步评估BAOS-2量表的有效性和效用。Avalos和Tylka(2006)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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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 Ideal Internalization Among Young Chinese Women: Psychosocial Correlates,Information-Processing Influences and Intervention Effects

Thin Ideal Internalization Among Young Chinese Women: Psy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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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昕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瘦理想内化即个体对社会推崇的瘦身材吸引力标准的偏好,并伴有试图达到这一外貌标准的行为(Thompson&Stice,2001)。在Stice等(1996)提出的双路径模型中指出,瘦理想内化可能导致身体不满意、节食、负性情绪和饮食障碍。尽管许多研究已经... 详细信息

瘦理想内化即个体对社会推崇的瘦身材吸引力标准的偏好,并伴有试图达到这一外貌标准的行为(Thompson&Stice,2001)。在Stice等(1996)提出的双路径模型中指出,瘦理想内化可能导致身体不满意、节食、负性情绪和饮食障碍。尽管许多研究已经评估了与瘦理想内化相关的社会心理因素、信息加工偏差以及干预措施,但现有文献仍存在空白。例如,很少研究检验瘦理想内化与身体意象相关变量的纵向关系,尤其是在非西方文化语境下,例如中国,瘦身材作为理想吸引力标准同样流行。另外,关于瘦理想内化个体信息加工的研究有限。虽然一些研究发现高瘦理想内化女性对身体相关信息存在注意、判断和记忆偏向,但是研究结果不一,并且倾向于只讨论单一的认知过程,而非这些认知过程之间的联系。此外,虽然以往研究强调来自西方媒体中的瘦理想外貌对女性身体意象产生影响,但最近基于中国被试的研究发现,相较西方媒体形象,中国女性对中国媒体形象具有更强偏好并且从中感知到更大的压力,而中国/亚洲媒体对中国女性的身体意象也存在更大的影响。但是,至今暂未有文化因素对中国女性身体相关信息认知偏向的实验室研究。最后,虽然瘦理想内化是导致女性饮食障碍的风险性因素,但是在中国针对降低瘦理想内化的干预较少,仅有一项基于认知失调的饮食障碍网络干预研究表明《身体项目》减少了瘦理想内化,并具有6个月的维持效果。但是这一研究的效应量较少,并且文献表明面对面版本的《身体项目》相较网络版具有更好的干预效果。基于以往文献的不足,本论文提出三个研究目标。第一,检验瘦理想内化作为饮食障碍和身体意象相关结果的风险性因素对这些变量的预测作用。第二,探究瘦理想内化和文化对身体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好判断和记忆的影响。最后,检验同伴领导《身体项目》和网络《身体项目》相较视频控制组对于中国女性瘦理想内化的降低作用。研究一是一项追踪研究,旨在探究瘦理想内化作为风险因素对随后的饮食障碍和身体意象相关变量在12个月后的影响。681名中国年轻女性完成了T1时间段的中国/亚洲媒体外貌内化、饮食障碍、中国/亚洲媒体形象外貌比较以及身体不满意的测量,并且在12个月后进行了相同的重测。基于逐层线性回归分析的预测模型表明,将饮食障碍作为因变量时,T1理想外貌内化解释了T2饮食障碍的变异;T2理想外貌内化对T2饮食障碍的变异也具有显著贡献。将外貌比较作为因变量时,研究结果表明,T1和T2理想外貌内化分别对T2外貌比较的变异均具有显著贡献。将身体不满意作为因变量时发现,仅T2理想外貌内化对T2身体不满意的变异具有显著影响。研究二是一项眼动研究,旨在探究高/低瘦理想内化女性对来自亚洲/西方媒体所描绘的不同体型模特图片的视觉注意、偏好判断以及记忆偏向。实验中,118名中国年轻女性首先需观看一系列模特图片对,之后她们通过按键选择自己所偏好的模特形象,随后她们将参与新旧图片再认任务。研究采用2(瘦理想内化:高/低)×2(文化:亚洲/西方)×2(体型:瘦/平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测量上述因素对注意(首视点潜伏、总注视时长)、偏好判断和记忆(击中率、误报率、d’)的影响。针对文化效应的检验发现,在视觉注意方面,文化的主效应表明被试对亚洲(而非西方)图片有注意偏向,具体表现为对亚洲图片更短的首视点潜伏期以及更长的总注视时长。文化与体型的交互效应表明被试对亚洲平均体型身材具有更多的注意偏向。在判断偏好方面,文化主效应表明被试更偏好亚洲模特图片。文化与体型的交互效应同时表明被试更偏好亚洲平均体型图片。在记忆方面,对于击中率和d’的体型主效应表明被试对已看过的瘦体型图片有更准确的判断,同时对瘦体型图片有更好的记忆表现。对于误报率的文化与体型交互效应表明,被试在亚洲瘦图片中有更多的失误判断,而在西方瘦图片中的失误判断更多。对于瘦理想内化效应的检验同样采用2(瘦理想内化:高/低)×2(文化:亚洲/西方)×2(体型:瘦/平均)混合设计,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评估上述因素对注意、偏好判断和记忆的影响。在注意方面,对于首视点偏向和总注视时长的文化主效应表明被试对亚洲身体图片具有注意偏向。对于首视点潜伏的瘦理想内化和文化的交互效应说明高瘦理想内化的被试对亚洲图片具有注意偏向,而这一偏向在低瘦理想内化被试中未发现。对于总注视时长的瘦理想内化和体型边缘显著(p=0.059)交互效应表明低瘦理想内化女性对平均体型图片的注视时长显著高于对瘦体型图片。在偏好判断方面,体型主效应表明被试整体均喜欢瘦体型图片。在记忆方面,对于击中率和d’的体型主效应表明女性对之前见过的瘦体型图片的正确判断率更高,同时对瘦体型图片有更好的记忆表现。对于误报率的文化与体型的交互效应说明被试对之前见过的西方瘦图片存在更高的判断失误率。关于瘦理想内化、注意、偏好判断与记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瘦理想内化与对平均体型图片的总注视时长呈负相关、与对瘦体型图片的总注视时长呈正相关。同时被试对某一类型图片的注视时长与其对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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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疼痛和疼痛体验对疼痛相关的注意和记忆偏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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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锡波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疼痛（Pain）是一种与实际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主观感觉和情绪体验。从适应性的角度来说,对真实或潜在伤害有警告意义的疼痛信息有利于人们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少伤害。然而,尽管组织损伤已经治愈或消失,长... 详细信息

疼痛（Pain）是一种与实际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主观感觉和情绪体验。从适应性的角度来说,对真实或潜在伤害有警告意义的疼痛信息有利于人们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少伤害。然而,尽管组织损伤已经治愈或消失,长期存在的疼痛也有可能对人体造成非适应性的结果,比如出现情绪困扰、日常生活不便以及神经系统病变,这些都可能进一步导致疼痛的持续或恶化。经典疼痛模型指出,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对疼痛的注意、评估和记忆偏差是导致疼痛持续乃至恶化的重要因素。最近,与疼痛相关的几项元分析研究表明,慢性疼痛人群和健康人群都会存在对疼痛相关信息的注意、评估和记忆偏差。然而,目前针对疼痛相关信息处理偏差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现有与疼痛注意偏差相关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体在单词刺激消失后的反应时。但是近年来,学者们认为反应时指标具有较低的生态效度,并且与真实世界中的疼痛体验有着较低的相关性。据此,本文使用具有更高生态效度的眼动追踪技术（Eye-tracking）和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来评估个体对预示着即将发生疼痛（或触摸）,持续性疼痛（或无持续性疼痛）感觉的视觉图像（比如,痛苦时的面孔,受到损伤时的表情）所呈现出的视觉注意偏差。其次,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慢性疼痛人群和健康人群之间的信息处理偏差,但是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验的内部效度。因为这两类人群除了基础的疼痛感觉差异之外,还存在其他因素的差异（比如情绪困扰水平、疼痛所导致的注意和记忆损伤和生活障碍）,基础的疼痛感觉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差异会同时影响信息的处理偏差。而将健康人群随机分配到疼痛或非疼痛两种情况则有助于解决该问题。再者,过去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单一的认知偏差（如,注意偏差）,导致在实验设计方面无法探究那些可能是相互关联,动态或与特定环境相关的信息加工偏差（如,疼痛相关的注意和记忆偏差之间的联系）。而通过在同一实验中同时探究不同的信息加工偏差,有助于弥补当前研究领域的这个不足。最后,虽然以往一些负面个体因素（如疼痛恐惧,疼痛灾难化）已经证明了和疼痛注意偏向有关,但是缺乏正面因素对疼痛认知功能的影响。而疼痛心理韧性,近年来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潜在变量,指的是个体在疼痛中坚持以及保持积极态度的能力。因此,本研究将同时探究疼痛心理韧性是否为影响疼痛注意和记忆认知加工的潜在变量。本文中包含三个研究,旨在完善当前疼痛相关信息处理偏差研究的这些不足。研究一采用眼动追踪技术,评估健康个体在观看预示着疼痛感觉的疼痛面孔与预示着触摸感觉的痛苦面孔时,所表现出来的视觉注意模式以及该视觉注意模式与再认记忆正确率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一的基础上,研究二从神经机制的角度出发,根据健康个体在观看预示着疼痛感觉的疼痛面孔与预示着触摸感觉的痛苦面孔时,所呈现出的事件相关电位差异,来揭示个体的注意偏差以及该注意偏差与记忆偏差之间的关系。研究三采用眼动追踪技术,探究在有无现行实验室引发的疼痛感觉条件下,健康个体对痛苦面孔的视觉注意模式以及该模式与再认记忆正确率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在三个研究中还探究了个体因素（疼痛心理韧性）是否为疼痛相关注意以及记忆偏向的潜在影响变量。研究一通过眼动追踪技术,评估无痛成年人对疼痛相关信息的视觉注意偏差（Attention biases）以及该视觉注意偏差和记忆偏差（Memory biases）之间的关系。122名无痛成年人被随机分配到预期疼痛组（n=59）和预期触摸组（n=63）,在预期疼痛的条件下,被试可能会在痛苦图片消失后受到明显的疼痛刺激,而在预期触摸的条件下,被试在痛苦图片消失后可能会受到明显但不痛的触摸刺激。实验记录痛苦-中性（P-N）和快乐-中性（H-N）面孔对呈现时,两组被试的眼动轨迹偏向以及对新旧痛苦和快乐面孔的识别准确率。结果表明,相比于预期触摸组,预期疼痛组对痛苦面孔的总凝视时间明显更长,且对痛苦和快乐面孔表现出更高的识别准确性,该效应在低疼痛韧性个体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在预期疼痛组中,对疼痛面孔更长的总凝视时间和更准确地识别以往见过的痛苦面孔有关。研究表明,相比于一些预期非疼痛触摸刺激的信息而言,预示着潜在不适的疼痛信息会更多地吸引个体的注意力,并且会提高个体对这些疼痛信息的再认能力。研究二采用与研究一相同的实验范式,根据无痛成年个体在观察预示着即将发生的疼痛感觉与即将发生的触摸感觉的痛苦面孔时所呈现出的事件相关电位,来探究个体的注意偏差和记忆偏差的神经机制。晚期正电位（LPP）是探究初次暴露于刺激期间对刺激持续性注意和随后再次暴露于同一刺激时对该刺激熟悉度的重要神经指标。此外,“旧/新效应”是记忆过程中熟悉度的重要神经指标,该效应是指新刺激诱发的ERP会比重复接触刺激诱发的ERP平均振幅更负。据此,本研究将60名无痛成年人随机分配到预期疼痛组（n=31）和预期触摸组（n=29）,并记录在体感刺激检测任务和记忆再认任务中痛苦-中性和中性-中性图片对呈现时的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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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社交媒体意识问卷在中国群体中的验证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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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立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身体意象(body image)是一个多维概念,反映了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包含四个维度:情感、认知、行为和态度维度。青春期和青年期是心理发展、身份形成和身体意象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又称社交网站,是指微博、微信、QQ、... 详细信息

身体意象(body image)是一个多维概念,反映了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包含四个维度:情感、认知、行为和态度维度。青春期和青年期是心理发展、身份形成和身体意象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又称社交网站,是指微博、微信、QQ、抖音、快手、绿洲、知乎、soul、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在线平台,除了与他人建立虚拟或是真实的社会关系以外,还允许个人与他人呈现和分享个人的信息和想法(Kaplan&Haenlein,20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网民规模增长的同时,互联网应用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增长。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社交媒体使用的增加也伴随着身体意象担忧的增加;2021年中青校媒联合各大高校就在校大学生的容貌外表的问卷调查上发现,中国近60%的大学生尤其是女性表示对外表感到焦虑,并希望通过护肤、锻炼、化妆甚至整容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外表。鉴于社交媒体对身体意象的重要影响,研究人员最近也在尝试制定衡量社交媒体对身体意象影响的问卷;2020年研究者提出了外貌-社交媒体意识问卷(The Appearance-Related Social Media Consciousness Scale,ASMC)旨在测量个体的对自身是否能对社交媒体上的受众产生吸引力的担忧及基于担忧的行为。研究人员发现ASMC量表在来自美国的样本中具有稳定的单维因子结构以及与身体意象和心理健康的概念相关测量的显著相关性,支持了良好的信效度。然而,到目前为止,ASMC量表的因子结构、信度和效度还没有在中国大陆样本中得到验证;此外,有关ASMC量表评分对后续身体意象的预测效度也未得到相关的验证。因此本论文将在中国大陆样本中对ASMC量表的因子结构、信效度的构建和预测效度进行检验。研究一将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来探索中国不同性别样本中ASMC量表因子结构、信度和结构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包括283名女性,321名男性,在研究中他们完成了ASMC量表的中文简体版本量表和中文版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Chinese,OBCS)、进食障碍检查自评问卷(Eating Disorder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EDE-Q)、整容手术接受度量表(The Acceptance of Cosmetic Surgery Scale,ACSS)、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egative Body Self Scale,NPSS)、外表负面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Appearance Negative Evaluation,FNAE)、外表完美主义量表(Physical Perfectionism Scale,PAPS)、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量表(The Online Appearance-Relevant Peer Conversations Scale,OARPCS)以及一份人口统计学量表。结果表明,ASMC量表在中国大陆男性和女性样本中表现出一致的单维因子结构,同时也发现了量表与身体意象概念相关变量的中高度相关和与概念无关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弱相关,支持了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研究二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在新样本中对ASMC量表的因子结构进行检验,探索其在新样本中的复制性,并进一步评估量表的相关信度和效度。在该研究中301名女性和283名男性完成了ASMC量表的中文简体版本量表和中国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OBCS)、进食障碍检查自评问卷(EDE-Q)、整容手术接受度量表(ACSS)、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PSS)、外表负面评价恐惧量表(FNAE)、外表完美主义量表(PAPS)、线上外貌相关的同伴谈话量表(OARPCS)以及一份人口统计学量表;结果显示,单维因子结构的ASMC量表在中国样本中具有稳定的性别一致性,以及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进一步的分析也显示,在新的量表中ASMC量表也有着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增量效度,在解释对身体关注变量(如负面身体自我、进食障碍、整容手术接受度)上有着独特的贡献。研究三旨在评估ASMC量表对在中国样本中负面身体相关因素预测的有效性;在参加了T1基线水平阶段的1188名大学生(604名男性,584女性)中,76%的被试(408名男性,501名女性)完成了六个月的T2随访并接受了相关的身体意象测量(即对外表消极评价的恐惧、希望外表完美、身体羞耻感和自我身体监视)。在不同性别中,控制了T1基线水平后,更高的T1阶段ASMC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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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s between Body Image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Quality:Tests of a Meta-Analysis and Mediation Models

Associations between Body Image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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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宇甦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大量过去的文献评估了浪漫关系质量和身体意象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有些不一致,所以很难对这种关系的强度得出全面的结论。此外。这一领域的个人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的样本,这些样本得出的结果可能不适用于亚洲样本,同时,过往研... 详细信息

大量过去的文献评估了浪漫关系质量和身体意象之间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有些不一致,所以很难对这种关系的强度得出全面的结论。此外。这一领域的个人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的样本,这些样本得出的结果可能不适用于亚洲样本,同时,过往研究也依赖于无法捕捉关系随时间变化的横截面研究设计、并且主要关注个人而不是关系双方。另外,研究者通常考查的是关系质量和个人身体意象评价之间的联系,但却忽略了对伴侣身体的看法和感知伴侣对自己身体的看法的研究。为了弥补现有文献中的这些不足,本论文进行了四项研究:研究1包括对当前正处于恋爱或婚姻关系的样本的系统回顾和元分析,旨在确定(1)浪漫关系质量和身体意象感知之间关系的总体强度(即,个人身体评价、对伴侣身体评价、感知的伴侣对自己身体评价、伴侣的个人身体评价、伴侣对主体的身体评价),以及(2)可能有助于解释本文献中不一致结果的因素。通过搜索Web of Science、Psyc INFO、Science Direct、Pub Med和谷歌学术得到了74项研究,随后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五项身体意象测量中,都显示出更令人满意的浪漫关系与更积极的身体意象评价相关。所有的关联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五个效应量的大小分布在小到在中等以上,其中,主体的个人关系质量和主体对客体(伴侣)身体的评价之间的关联最强。在五项总体分析中,这些关联受到不同调节因素的调节。其中,性取向和样本种族的调节作用在多个维度都显著:包含不同性取向样本研究的所有方面的身体意象评价中,异性恋的身体意象与关系质量有更高相关性。而样本中的白种人越多,对伴侣身体的评价,以及伴侣对自己身体的评价和关系质量之间的联系就越弱。研究2从个体的角度评估了一个混合调节中介模型,研究招募中国目前正在约会的异性恋年轻人,以了解感知伴侣对自我身体的满意度、对伴侣身体的满意度这两个因素,在个人身体满意度和浪漫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这些联系中的性别差异。参与者是来自西南大学的382名在校生,他们完成了几项自我报告测量,包括人口统计学,针对于不同方面的身体意象的(即:个人身体满意度,对伴侣身体的满意度,感知伴侣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一般身体满意度量表和身体部位满意度量表,以及关系满意度量表。混合调节中介模型中,个人身体满意度被视为预测变量,关系满意度被用作结果变量,感知伴侣满意度和对伴侣身体的满意度被设置为中介变量,性别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结果表明,个人身体满意度和浪漫关系满意度没有直接联系。然而,感知的伴侣对自我身体的满意、对伴侣身体的满意发挥着显著的间接作用,它们同时平行、以及连续作用。特别地,只有女性的个人身体满意度会投射到她们感知的伴侣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上,从而影响她们的关系满意度。而尽管男性和女性在评价伴侣的身体时表现出和评价自己身体一致的标准,进而影响了关系满意度,但男性表现出了更严格的一致性。此外,男性在感知到的伴侣对自己身体的满意程度上,表现出了更强的伴侣相关投射,即更多地受到他们对伴侣身体的满意程度的影响。研究3旨在基于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APIMe M)来评估年轻异性情侣之间的关系质量-身体形象关系,该方法允许评估自己和伴侣报告的关系质量和自己与对方身体满意度之间的关联。该样本包括166对正在恋爱的异性情侣(n=322),他们完成了关系满意度量表、饮食失调量表、身体欣赏量表、对自己身体的总体身体满意度、对伴侣身体的满意度以及感知伴侣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量表。APIMe M分析表明,女性的关系满意度直接由她们感知的伴侣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和伴侣对自己身体的实际满意度来预测。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和对伴侣身体的满意度也间接影响了她们对关系的满意度,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她们的投射来发挥作用。男性的个人身体满意度也会通过他们对其伴侣身体的满意度、以及女性对男性身体的满意度投射到自己感知伴侣对自己的身体满意度上来实现的。相反,男性的关系满意度只能通过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伴侣对各自伴侣身体的满意度来直接预测。女性的个人身体满意度也通过双方对伴侣身体的满意度间接影响男性的关系满意度。鉴于过去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是依赖于横向研究设计,研究4采用了纵向设计来考察恋爱关系质量和身体意象随时间的变化。该样本包括来自研究3的122对夫妇,他们在9个月的随访中也完成了和研究3的相同量表。采用分层线性回归,逐步输入基线关系满意度、人口统计学、基线身体意象变量和随访身体意象变量,结果表明,在控制先前的关系满意度水平后,基线自我报告身体意象与随访时的关系满意度都几乎没有关联。但在控制了先前的相关变量后,后续的个体身体意象对后续浪漫关系满意度的预测做出了显著的独特贡献。在特定的身体意象评价中,对伴侣身体的后续满意度水平越高,个人关系满意度就越高,这些结论对男性和女性都适用。类似地,动态APIMe M模型测试了身体意象评级的变化和关系满意度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揭示了男性和女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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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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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若琳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身体不满意,指的是对自己身体、体重或者部位的负面主观评价(Stice&Shaw,2002)。身体不满意一直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因为大量研究表明,身体不满意是非良性的,与许多不利于健康的结果相关联。虽然以往关于有效减少身体不满的研究没有轻视... 详细信息

身体不满意,指的是对自己身体、体重或者部位的负面主观评价(Stice&Shaw,2002)。身体不满意一直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因为大量研究表明,身体不满意是非良性的,与许多不利于健康的结果相关联。虽然以往关于有效减少身体不满的研究没有轻视社会因素(例如社会规范)对身体不满的作用,但是鲜少有研究者直接从操纵社会规范着手,探究其对身体不满的干预效果。为了探究社会规范对身体不满的影响,同时为提高身体满意度提供一些临床上的参考,该研究设计了三个实验,均依据规范焦点理论将社会规范划分为描述性规范(他人怎么做)和指令性规范(他人怎么认为),以探究社会规范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一考察了社会规范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并比较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的差异。研究采用2(社会规范类型:描述性规范/指令性规范)×3(规范的效价:支持性/非支持性/中立)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身体自我状态量表前后测的差值和行为参与率。325名BMI正常的女大学生被随机分配到指令性规范组(他人赞同率)和描述性规范组(他人执行率),分别接受支持性(73%赞同/执行)、非支持性(29%赞同/执行)、中立(50%赞同/执行)的其中一种规范操纵。结果发现规范的效价主效应显著,说明不同支持率的规范会对女性身体满意度产生影响,社会规范的效价和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当规范是支持性的时候,指令性规范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显著高于描述性规范,但规范的类型主效应不显著,这表明描述性规范组和指令性规范组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都表达了同样的内容,且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规范冲突的场景。为了探究社会规范冲突是否会对女性身体满意度产生影响,研究二采用2(指令性规范:支持性/非支持性)×2(描述性规范:支持性/非支持性)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身体自我状态量表前后测的差值和行为参与率。共有267名BMI正常的女大学生参与了研究二的实验,分别接受描述性规范(支持性或非支持性)和指令性规范(支持性或非支持性)操纵。结果表明描述性规范的主效应显著,说明支持性与非支持性的描述性规范组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指令性规范的主效应显著,说明支持性与非支持性的指令性规范组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但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不存在交互作用。尽管研究一和研究二探究了社会规范和社会规范冲突对身体满意度的影响,但存在着把规范与它们所来自的社会群体相分离的局限性。因此,研究三进一步考察规范来源的作用,即规范是来自内群体(个人所属的群体)还是外群体(个人不属于的群体)是否会对女性身体满意度产生影响。研究三采用2(指令性规范:支持性/非支持性)×2(描述性规范:支持性/非支持性)×2(规范的来源:内群体/外群体)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身体自我状态量表前后测的差值和行为参与率。532名BMI正常的女大学生参加了研究三的实验。实验组的被试先被随机分成了两组,进行规范来源的操纵,呈现的内容为国内(内群体)/美国(外群体)的女大学生赞同该行为的比例(指令性规范操纵:支持性或者非支持性)和自己真正做这件事的比例(描述性规范操纵:支持性或者非支持性)。结果表明,描述性规范的主效应显著,说明支持性与非支持性的描述性规范组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指令性规范的主效应显著,说明支持性与非支持性的指令性规范组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描述性规范和规范来源的交互作用显著,来自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支持性描述性规范组的女性身体满意度均高于非支持性,但来自内群体规范的女性身体满意度差异比外群体更明显。描述性规范和规范来源的交互作用显著,来自内群体的支持性描述性规范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显著高于非支持性的。指令性规范和规范来源的交互作用显著,来自内群体的支持性指令性规范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显著高于非支持性的;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的交互作用显著,无论描述性规范支持与否,支持性的指令性规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均高于非支持性的,指令性规范同理。然而规范来源的主效应不显著,说明规范来源的不同不是造成女性身体满意度差异的原因,描述性规范、指令性规范和规范的来源三者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鉴于上述三个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社会规范会对女性身体满意度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支持性的社会规范有利于提高女性的身体满意度,非支持性的社会规范不利于女性身体满意度的提高;虽然社会规范的类型(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异,但相比起支持性的描述性规范,支持性的指令性规范更有利于女性身体满意度的提高;不过非支持性的描述性规范和非支持性的指令性规范对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差异不显著。(2)社会规范冲突会对女性的身体满意度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规范发生冲突且描述性规范为非支持性的时候,会削弱支持性的指令性规范的促进作用。(3)来自外群体的社会规范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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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al Responses to Chinese and Western Food Images in Chinese Obese/Overweight and Normal-weight Adults

Neural Responses to Chinese and Western Food Images in 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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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汐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肥胖(身高体重指数BMI≥28 kg/m)或超重(24 kg/m≤BMI<28 kg/m)在我国持续增长,为国民身心健康及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损失。基于此涌现了诸多研究,提出了各种可能导致肥胖的原因,如基因改变、久坐的生活习惯、饮食因素、神经激素失调、社... 详细信息

肥胖(身高体重指数BMI≥28 kg/m)或超重(24 kg/m≤BMI<28 kg/m)在我国持续增长,为国民身心健康及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损失。基于此涌现了诸多研究,提出了各种可能导致肥胖的原因,如基因改变、久坐的生活习惯、饮食因素、神经激素失调、社会环境及经济因素等,本文主要聚焦于研究西方食物的流行是否与中国人群的肥胖有关。与食物相关的调控系统包括奖赏系统和抑制控制系统,关于两者如何协调运作领域内有许多理论模型,诸如奖赏缺陷理论,该模型认为肥胖个体在即将及正在进食时奖赏区有更多的激活,但在进食完之后奖赏区激活得更少,因此个体会吃更多的食物来补偿一定的奖赏系统的激活程度,获得相应的愉悦感。与之相反的是奖赏过度理论,它认为人们之所以会过量进食正是因为奖赏系统激活程度更高。刺激敏感理论由药物成瘾领域的研究得来,该理论提出对食物的渴求与喜欢是两个分开加工的系统,对食物成瘾的人可能出现渴望进食,但内心并不喜欢该食物,由颅内失功能的多巴胺系统导致。抑制控制缺陷理论则强调了抑制控制的作用,认为个体由于抑制控制不足才更倾向于过度进食。基于以上理论,从“喜欢”、“想要”和“难以拒绝”三个维度主观评分,在行为层面评估被试的奖赏及抑制系统状态,与之对应的是任务态脑成像研究,从大脑的奖赏区及抑制控制区重点观察不同体重群体中国被试对中国食物及西方食物图片的大脑信号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根据食物种类数量将食物图片分为单一食品与餐食,目的是为了提高结论的生态效度,由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所食用的通常不是单独的、与其他食物分开的单一食物(正如许多标准食物图片库中的刺激材料),而是许多种类且与其他食物混合在一起的餐食。研究一以均值BMI为20kg/m的正常体重群体(N=29)为研究对象,采集被试对于中西方食物图片在单一食品/餐食维度上不同的行为数据及任务态脑成像数据,结果显示:中国被试对本土的餐食产生更多的“喜欢”、“想要”和“难以拒绝”的评分;在任务态数据上,中餐相较于西餐激活了脑岛、岛盖及中央前回,单一食物较餐食在枕上回、梭状回及外侧小脑上呈现更高信号。相关分析发现,右侧中央岛盖与西餐单一食品想要程度显著正相关。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选取了肥胖组(N=25)及正常体重组(N=26)被试,重复了上述行为研究,并进行了2(体重:正常组,肥胖组)×2(文化:中国食物图片,西方食物图片)×2(类别:单一食物,餐食)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喜欢”程度评分上,体重的主效应不显著;在“喜欢”、“想要”、“难以拒绝”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的三阶交互作用,简单效应分析显示,肥胖组被试较正常被试更“喜欢”、“想要”、“难以拒绝”西方餐食,但西方食物整体上更受中国被试欢迎。研究三在研究二的基础上增加了任务态数据并且对食物图片进行了卡路里高低分类(能量密度≥1.5kcal/g为高密度),控制了中西方食物在单一/餐食维度上的卡路里一致;增加了家具图片作为控制组,并分为了单一家具与家具组,在图片物理属性上,控制了单一与餐食/家具组图片的视觉复杂度,对超重/肥胖被试(N=32)及正常体重被试(N=33)重复了上述行为以及核磁研究,行为结果显示:超重肥胖组较正常体重组更“难以拒绝”食物;餐食较单一食物在三个维度的评分更高,文化与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脑数据结果显示:文化主效应显著,ROI分析下,中餐较西餐在额中回、中央前回、辅助运动皮层、扣带回中部有更多激活。而全脑分析中,中餐对比西餐在右侧颞上回、脑岛、外侧小脑、双侧枕叶有更多激活,西餐较中餐在颞下回、距状皮层显示更强的激活。相关分析发现,左侧海马与肥胖被试中餐的喜欢、想要、难以拒绝评分显著正相关,而左侧额中回与正常体重被试对中餐的想要、难以拒绝程度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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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敏感性：心理特质和脑结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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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西磊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疼痛敏感性具有广泛的个体差异,有些人总是更快地察觉疼痛或者疼痛体验更加强烈。已有研究显示心理特质(Leeuw et al.,2007)和脑结构(Emerson et al.,2014)与疼痛敏感性的个体差异有关。本论文旨在更具体地阐明影响疼痛敏感性的心理因... 详细信息

疼痛敏感性具有广泛的个体差异,有些人总是更快地察觉疼痛或者疼痛体验更加强烈。已有研究显示心理特质(Leeuw et al.,2007)和脑结构(Emerson et al.,2014)与疼痛敏感性的个体差异有关。本论文旨在更具体地阐明影响疼痛敏感性的心理因素和脑结构。疼痛感知包含感觉区辨成分(疼痛强度)和动机情感成分(不愉快度),二者皆可能被诸如疼痛恐惧、心理忧虑和躯体化的心理特质因素所影响。尽管大量证据表明疼痛恐惧影响疼痛感知以及慢性疼痛(持续时间3个月以上)的发展和维持,但未见研究比较过疼痛恐惧、心理忧虑和躯体化究竟哪个对疼痛感知的影响最大。在方法上,本领域内的研究者往往使用单一量表去测量诸如心理忧虑和疼痛恐惧这般复杂的心理结构;并且多数研究采用慢性疼痛患者,从而难以判断究竟是心理特质加剧了疼痛感知,还是持续的疼痛诱导了心理特质。在无痛的健康大学生群体中,两项横断研究被用来区辨对疼痛感知至关重要的心理因素的相对作用。研究一探索在多个相关量表间是否存在包含躯体化、心理忧虑和疼痛恐惧的三因子结构,并验证其结构效度。研究二根据研究一的结果整合各因子内多个量表的分数作为因子分,并应用实验室疼痛范式比较各因子对疼痛感知的作用。研究三旨在阐明与疼痛敏感性有关的脑结构。在研究一中,653名大学生(455名女性,198名男性)完成一系列自陈量表,包括五项疼痛恐惧量表,三项一般性的心理忧虑量表和两项躯体化量表。在两个对等的分半样本中,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以判定多量表间的三因子结构是否存在以及结构效度是否良好。EFA结果在其中一个分半样本中发现了与预期一致的三因子结构,而CFA结果在另一分半数据中证明该结构具有良好的拟合度。在研究二中,105名被试(74名女性,31名男性)以顺序平衡的方式先后完成相同的自陈问卷和冷水痛测验(CPT)。CPT要求被试将非利手尽可能长久地放置于冰水中,时间上限为五分钟。疼痛阈限、忍耐时间、自我报告的疼痛强度和不愉快度作为测量疼痛感知水平的四个指标,分层回归模型和调节、中介分析被用来考察三因子对疼痛感知各指标的影响作用。主要结果如下：(1)疼痛恐惧和心理忧虑显著地正向预测疼痛强度和疼痛不愉快度,但心理忧虑的作用被疼痛恐惧完全中介;(2)更高水平的疼痛恐惧与更短的耐受时间在边际水平(p=0.097)显著相关,而躯体化和心理忧虑对耐受力没有影响;(3)对疼痛恐惧水平较高的人来说,躯体化水平越高,疼痛不愉快度越低。总体来看,研究一和研究二的结果说明疼痛恐惧,而非心理忧虑和躯体化是加剧疼痛感知,尤其是疼痛强度和不愉快度的主要特质。疼痛恐惧对心理忧虑和疼痛体验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暗示心理忧虑完全通过特异于疼痛的情绪性反应来加剧疼痛体验。而躯体化与疼痛不愉快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则说明,对于面临疼痛表现出高疼痛恐惧的人来说,躯体化症状可能是机体维持内稳态的适应性保护机制。研究三探讨疼痛敏感性与大脑结构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近来的两项研究假设与疼痛敏感性结构相关的脑区应该在传统的疼痛矩阵结构内,但他们却发现疼痛矩阵在结构上主要与非痛的感觉灵敏性相关,而不是疼痛敏感性(Elsenbruch et al.,2013;Erpelding, Moayedi,&Davis,2012)。然而,在全脑范围内探索与疼痛敏感性关联的结构脑(Emerson et al.,2014)和功能脑(Goffaux, Girard-Tremblay, Marchand, Daigle,&Whittingstall,2013)的研究却意外地发现默认网络(DMN)与疼痛敏感性显著相关。尤其重要的是,Goffaux等人在全脑范围内发现只有DMN中的左侧楔前叶(PCu)在疼痛刺激下产生的ERP反应与疼痛敏感性显著相关。另外,由于已有研究还发现疼痛矩阵与DMN之间的功能连接显著预测对刺激的疼痛判另(Witting et al.,2001)以及慢性疼痛的发展(Napadow, Kim, Clauw,&Harris,2012;Napadow et al.,2010),先前对DMN及其与疼痛矩阵交互作用的忽视就成为理解疼痛感知的发生过程的当务之急。鉴于此,研究三通过对比非痛与疼痛刺激,在疼痛矩阵和DMN中考察与疼痛敏感性相关的脑结构。被试为80名无痛右利手大学生(35名女性,45名男性)。被试先接受结构像MRI扫描,之后在冷、热和表皮电三种刺激模态中进行标准的心理物理测量,从而获得各模态下对非痛刺激和疼痛刺激的敏感性。在疼痛矩阵结构和DMN组成的联合兴趣区内进行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VBM)。控制年龄、性别和全脑平均结构指标等潜在混淆变量的影响后,以各个心理物理指标为预测变量,对VBM的四个结构指标——灰质密度、灰质体积、白质密度和白质体积——进行回归分析。使用AlphaSim法进行多重比较校正,结果发现疼痛矩阵中的一些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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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and Validity of Directional Measures of Appearance Social Comparison among Emerging Adults in China

The Structure and Validity of Directional Measures of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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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俊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身体意象障碍和饮食失调在西方国家中普遍存在,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在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这些问题也日益加剧,尽管和西方样本比起来,东方群体体型普遍偏瘦。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容易引发肥胖,焦虑,抑郁,自杀企图,功能障碍,以及多种并发... 详细信息

身体意象障碍和饮食失调在西方国家中普遍存在,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在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这些问题也日益加剧,尽管和西方样本比起来,东方群体体型普遍偏瘦。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容易引发肥胖,焦虑,抑郁,自杀企图,功能障碍,以及多种并发症等一系列生理心理问题。三重影响模型(Tripartite Influence Model)是近来身体不满意以及饮食失调的形成原因研究领域的最为人接受的模型之一。外貌社会比较在该模型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常常与身体不满意,体重管理和饮食失调行为紧密联系。前人对外貌社会比较的研究着重于对外貌比较频率的研究,而近来一些研究者认为上行外貌比较和下行外貌比较对身体意象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上行外貌比较是指个体与更有吸引力的他人进行的外貌比较;相反的,下行外貌比较指个体与其认为不如自己有吸引力的人进行的外貌比较。为区分潜在的上行外貌比较和下行外貌社会比较对相关身体意象的态度和行为的不同影响,O’Brien,Caputi,Minto,Peoples,Hooper,Kell,& Sawley (2009)以澳洲一大学学生为样本编制了外貌社会比较方向量表(分为上行外貌比较量表(UPACS)和下行外貌比较量表(DACS))。在澳洲样本上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均达到应用标准。然而,该量表还没在澳洲以外的样本以及纵向研究中使用过。本研究致力于评估UPACS和DACS在中国样本上的维度结构和信效度。在研究1中,我们在一个样本上(427名女性、123名男性)进行主成分分析,在另一个样本上(447名女性、121名男性)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由15个题项组成的两因素模型在中国样本上的拟合度最佳：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一个维度由七个UPACS题项组成,解释了40.72%的方差变化;另一个维度由八个DACS题项组成,方差贡献率为13.43%;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证明了在包括原始模型在内的几个可能模型当中,该模型在各指标上拟合度最佳(CFI=.943,TLI=.933, RMSEA=.070,SRMR=.053)。与原研究一致,量表与大多数概念相关的量表(例如,外貌比较频率,外貌社会压力,外貌关注,饮食障碍,肥胖担忧,依附自尊)呈中度相关;与低概念相关的量表呈弱相关(例如,年龄、体重指数、家庭收入、自尊、积极情绪,应对方式)。在研究2中,310名女性和201名男性参与了UPACS,DACS,饮食失调,肥胖担忧和负面情绪的量表施测,并在一年后完成了重测。在控制了结果变量的基线水平之后,一年前的UPACS能预测一年后女性的饮食失调行为变化和男性的肥胖担忧变化;但DACS没有显示出预测功能。本研究的结论突出了UPACS和DACS在中国样本上的有效性,以及在男女性别上倾向于引发不同身体意象障碍的风险因素：上行外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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