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作者：宋艳湖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住房权的人权属性也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许多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都明确规定了住房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住房权是指每一个人获得和持续拥有... 详细信息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住房权的人权属性也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许多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都明确规定了住房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住房权是指每一个人获得和持续拥有能安全、和平、有尊严地生活的房屋和社区的权利。住房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国家负有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住房权的义务。既然我国通过缔结国际公约明确承认了住房权,就应当履行国家尊重、保护、促进、实现住房权的义务。但是,不断高涨的房价,却给居民住房权的保护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尽管党和政府通过住房政策引导住房保护制度的运行,然而,此种模式已经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城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状况不断显示出国家住房保护制度的种种缺陷。因此,要切实有效的保护住房权,必须完善我国现有的住房权保护模式,并以此推动我国人权建设的步伐。目前世界上对于住房权的保护模式主要有两种,即以印度和南非为代表的宪法主导模式,以及以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代表的一般立法主导模式。从我国政治制度、法律体系以及国际趋势来看,我们应当选择住房权的宪法主导保护模式。在微观的制度设计上,首先我国应当加强住房权的立法保护,采取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使住房权入宪,同时制定《住宅法》,并完善现有的房地产法律制度。其次,完善对住房权的司法救济,明确住房权的可诉性,并以此为契机,建立起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再次,加强住房权的执法保护,重点对房地产开发建设、房地产交易等环节进行整治,对违法违规,权钱交易的行为严加处置。最后强化住房权的政策保护,如确立住房权保护的综合指标,健全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对无家可归者和特殊群体提供廉租房或进行住房补贴,大力发展我国的住房金融制度。

关键词：人权宪法住房权住房权保护

我国弹性退休法律制度研究 ——以退休权保障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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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弹性退休法律制度研究 ——以退休权保障为中心

作者：黄杨林东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我国退休法律制度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对劳动者的退休加以规范。鉴于对退休制度的界定极为模糊,致使退休制度发展至今,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多法律问题。如形式上模糊了制度的法律性质与政策性质,内容上存在退休年龄设... 详细信息

我国退休法律制度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对劳动者的退休加以规范。鉴于对退休制度的界定极为模糊,致使退休制度发展至今,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多法律问题。如形式上模糊了制度的法律性质与政策性质,内容上存在退休年龄设定过于刚性,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过大,以及快速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所面临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过大等等。这些问题也导致了法律适用上的困惑,使得退休权救济途径缺失的问题日益凸显。劳动者退休权的救济得不到实现,那么对退休权的享有也就失去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弹性退休法律制度,成为保障退休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以保障退休权为中心,构建弹性退休法律制度,首先要明确弹性退休制度的法律性质,确认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第二,要坚持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以基本劳动年限为基准设置弹性退休年龄,逐渐拉近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异。第三,退休应当是劳动者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退休权与劳动权之间不应当有必然排斥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权不应因退休而受到限制,甚至被剥夺。因此,当劳动者达到退休条件后,不应当限制其继续参加劳动的权利,而是通过养老金领取比例来引导和调控劳动者做出选择。第四,借鉴域外弹性退休法律制度,设置退休年龄区间,协调弹性退休法律制度与养老制度,以养老金激励退休行为,以渐进的方式合理延迟退休年龄。最后,为了保障弹性退休法律制度全面顺利的实施,应建立行政保障与司法救济相结合的救济机制,保障退休权的实现。针对现状,实行弹性退休制度作为法定退休制度的补充,逐步的从强制退休逐渐过渡到灵活退休。

关键词：退休权弹性退休法律制度法定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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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健康权保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健康权保障

作者：薛书蕾东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肇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影响了全球数十亿人民的生活,这类传染性疾病疫情在学理上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危害性等特点,它会对人权保障构成深远的威胁。毫无疑问,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详细信息

肇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影响了全球数十亿人民的生活,这类传染性疾病疫情在学理上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危害性等特点,它会对人权保障构成深远的威胁。毫无疑问,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系最为紧密的人权便是健康权。从人权视角来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首当其冲受到侵害的法益便是健康法益。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保障健康权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健康权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属于第二代人权的范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认为健康权是指享有最高标准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权利。就地位而言,它是一项基本权利。就健康权的属性而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4号一般性意见指出,健康权包括“自由”与“权利”,这说明健康权是一种兼有积极权利侧面与消极权利侧面的复合性权利。因而实现健康权的主要义务主体——国家不仅应承担消极的不作为义务,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积极作为义务。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权保障所面临的挑战也来自于积极权利侧面和消极权利侧面这两个方面。消极权利侧面的挑战是健康权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的对立,积极权利侧面的挑战则是应急状况下医疗保健制度供给不足。解决前者离不开正确认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健康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权利位阶,明确健康权是权利位阶中最优先的权利。解决后者则是通过完善医疗保健制度,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包括建立医疗保障应急机制,协同医疗保障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统筹公共卫生经费与医疗保险以及制定紧缺公共医疗资源分配方案。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权权利冲突权利克减医疗保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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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公民创业权研究

新常态下公民创业权研究

作者：吴冠瑞东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14年以来,新常态一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阐述新常态的涵义,简而言之,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所处的,不同于以往的、特殊的发展阶段。其本质特征是呼吁创新、创业,即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成... 详细信息

2014年以来,新常态一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阐述新常态的涵义,简而言之,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所处的,不同于以往的、特殊的发展阶段。其本质特征是呼吁创新、创业,即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成我国经济发展全方位优化升级。这一特殊的发展阶段为我国公民创业提供了机遇期,也为研究公民的创业权提供了契机。判断一项权利是否成立的核心评价标准是该权利是否是人作为人应当拥有的需求。公民通过创业获得物质生活基础,创造新的事业,追求个人发展与优良生活,正是为了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赋予公民创业权是为了满足公民正当的需求而采取的必要措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因劳动而获得人性尊严,创业也是一种劳动活动,是人性尊严的来源,故而,保障公民创业权就是在维护公民的人性尊严。此二者为提出公民创业权的法哲学依据。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创业权经济的理论,即通过保障中小企业的创业权,进而保障经济发展拥有更新现状的能力。新常态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促成经济发展的全面优化升级,而经济发展的全面优化升级就是要求经济发展更新现状。故此,新常态经济就是一种创业权经济。此为提出公民创业权的经济学依据。公民创业是将人、财、物进行整合,通过一个经济主体—企业,生产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创业创造社会财富的本质证明其是公民从事工作的一个特殊方式。创业的特殊性导致法律需要赋予创业者特殊的权利,而此类权利又无法涵盖于一般的工作权内容中。同时,创业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全面优化升级至关重要,故此,需要将创业权从工作权中分立出来,单独研究。创业权是公民得向国家主张的、以获取创业机会为核心利益,从而获取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实现其生存与发展目的的一项基本权利。创业权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属性、生存权与发展权属性、人身权与财产权属性。创业权是一项内容丰富的权利束,其基本内容包括:公民创业前的接受教育权、创业自由权、创业平等权;创业时申办企业权、创业服务权、享受政策权;创业结束后的财产保护权以及失业保障权。我国宪法、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创业的权利,以致创业权的法律保障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而言,在公民进行创业活动之前面临如下问题:高校忽视学生的创业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导致公民无法享有创业教育权;行政权力挤压公民创业自由,阻碍公民自由进入各行业创业;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性别歧视等问题的存在造成了公民难以获得平等的创业机会。在公民进行创业活动时又面临这些问题:改革中的商事登记制度仍然存在诸如主体范围过窄等问题,影响了公民顺利申办企业的权利;创业的配套服务措施未能及时更新,阻碍了创业浪潮前进的步伐;各级政府出台大量创业政策,但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却难以保证,围绕政策进行的创业活动存在不确定性。最后,在公民创业失败后,我国目前没有降低创业失败损失、消除创业者后顾之忧的失业保障措施。我国创业权保障面临种种问题,需要我们果断采取法律措施以完善创业权的保障机制。具体而言,在公民创业前,立法机关要明文规定创业教育的内容并课负高等院校保障公民创业教育权的义务;行政机关要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转变职能,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同时,行政机关还要着力解决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创业机会。为保障公民的创业活动顺利进行,首先,工商行政机关应当继续深化“三证合一”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解决诸如主体范围、信息采集、责任承担、相关制度衔接等问题,建立高效、便捷的商事登记制度;其次,行政机关要加强协商沟通,了解公民真正的服务需求,优化创业服务职能,同时金融机构等社会组织要与政府共同履行某些服务义务;最后,通过构建创业政策的备案审查机制,确保创业政策的合法性,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保证创业政策合理高效。为缓解公民从事创业活动的后顾之忧,保障公民创业失败后的权利,立法机关要修改、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将创业失败者纳入失业保障体系中。

关键词：新常态就业权创业权创业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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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公民的受教育权保障

论中国公民的受教育权保障

作者：罗光中湖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我国公民在受教育实践中,受教育权尚未获得应有的保障,特别是受教育机会权、条件权和环境权正面临严重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学前教育发展滞后、义务教育发展失衡、中等教育秩序混乱、高等教育虚假繁荣、成人教育... 详细信息

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我国公民在受教育实践中,受教育权尚未获得应有的保障,特别是受教育机会权、条件权和环境权正面临严重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学前教育发展滞后、义务教育发展失衡、中等教育秩序混乱、高等教育虚假繁荣、成人教育流于形式。在中国,被写进法典的受教育权缺少历史渊源,并远未走入社会生活,而教育问题盘根错节,受教育权保障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在区别于西方权利社会和发达国家的中国环境下保障受教育权,首先必须从观念入手,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能保证其他各项措施的效果。在观念上保障受教育权必须突破传统的藩篱,走出受教育工具理性和社会本位思想的遮蔽,树立和普及受教育权利观念和福利教育观念,确立教育活动中坚持受教育者最大利益原则。其次,对受教育权的保障,必须上升到制度化层面。有法可依是保障的基础,教育行政机关的执法保障是关键,当权利受到侵害可以获得法庭的矫正,则是受教育权的最后屏障。第三,物质资源的保障对受教育权的实现具有决定作用。一国对受教育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受教育权主要靠国家的财政投入予以保证,我国经济的发展为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为了确保公民受教育权的物质基础,可以在坚持公益性原则的基础上鼓励民间投资办学充实教育投入。

关键词：受教育权观念保障制度保障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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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毕业实习期间的劳动权保障研究

大学生毕业实习期间的劳动权保障研究

作者：周彤东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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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立法保障研究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立法保障研究

作者：尹烁平东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现代社会整体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早已成为一个各国都无法回避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特点与各国实际情况密切相关,中国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人口老龄化具有基数大、增长快、独居老人多等主要特点。社会老龄化... 详细信息

随着现代社会整体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早已成为一个各国都无法回避的全球性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特点与各国实际情况密切相关,中国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人口老龄化具有基数大、增长快、独居老人多等主要特点。社会老龄化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服务体系,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功能全的特点,是我国现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然选择,实践证明,这一体系可以极大地缓解我国现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压力。但是,由于这种新的养老模式在中国还处于发展初期,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护,导致中国很多社区养老机构资金严重不足,服务水平低下,设施管理混乱,护理人员专业素质不高,服务内容单一。在分析了中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法律现状后,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关法律建议,以进一步完善中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法律保障体系结构。在分析了法律协调不到位、财政保障体系不健全、法律监督和评估机制不力、缺乏运行保障机制等问题后,研究分析并参考了我国类似的法律制度,如英国的社区护理法律制度、日本的家庭护理法律制度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参考了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法律制度。主要建议包括加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的筹资和监督机制,并逐步推行全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关键词：社区居家养老法律制度监管制度立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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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受教育权研究

农民工的受教育权研究

作者：程征湖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农民工是在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壮大的一个“亦工亦农”的特殊群体,对作为基本人权的受教育具有特殊要求。简言之,农民工受教育权就是农民工向国家和社会提出的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的受教育要求。由于农民... 详细信息

农民工是在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壮大的一个“亦工亦农”的特殊群体,对作为基本人权的受教育具有特殊要求。简言之,农民工受教育权就是农民工向国家和社会提出的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的受教育要求。由于农民工主要是成年农民,而且流动性大,所以农民工受教育权具有被忽视、难保障以及属于成人教育权的特点。由于上述特点,农民工受教育权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民工受基本教育权和农民工受教育培训权。我国正处于以城市化为重要特征的社会转型时期,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流而不迁”、“不农不工”的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传统农民的特点,是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却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先驱和主力军。提出和倡导农民工受教育权、保障和实现农民工受教育权、提高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对于促进我国教育公平及社会和谐发展,改变农民工自身弱势地位和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民工受教育权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和实现农民工受教育权已成当务之急。目前,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仍然很低,对受教育的需求大。从发展趋势上看,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已经得到社会重视,正在大力推广中,然而农民工的基本教育受忽视,培训也不能满足需求。对农民工受教育权的保障主要存在意识、制度和管理方面的障碍。所以,保障农民工受教育权,首先要提倡农民人权,尊重和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其次,要充分调动以政府为主的各方面力量。

关键词：农民工受教育权农民工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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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监狱罪犯劳动权保障研究

我国监狱罪犯劳动权保障研究

作者：姚玉龙东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劳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人权应该是人皆有之,应该全社会共同享有。监狱罪犯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人,作为特殊的人,其劳动权未被法律所剥夺,毫无疑问应当得到保障。保障监狱罪犯劳动权,既肯定了罪犯劳动的自身价值,也是实现监狱管理法治... 详细信息

劳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人权应该是人皆有之,应该全社会共同享有。监狱罪犯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人,作为特殊的人,其劳动权未被法律所剥夺,毫无疑问应当得到保障。保障监狱罪犯劳动权,既肯定了罪犯劳动的自身价值,也是实现监狱管理法治化的必由之路。本文拟从监狱罪犯劳动权入手,正视罪犯在行使劳动权利时所遇到的问题,以《监狱法》为依托,对监狱罪犯劳动权保障存在问题与原因进行分析归纳,主要体现为：法律法规、监督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狱报应观念的驱使,导致监狱罪犯的劳动报酬权、休息权、劳动权利救济权等权益遭受侵害。为切实有效保障罪犯的劳动权,使罪犯通过劳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掌握劳动技能以致回归社会能够自食其力,本文参照相关国际公约确立的基本原则以及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提高监狱民警的执法水平、完善罪犯劳动权保障的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罪犯劳动权保障的途径和方法,为建设法治监狱做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监狱罪犯劳动权保障

“被害人过错”司法认定与适用 ——以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人权保障衡平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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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过错”司法认定与适用 ——以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人权...

作者：徐达东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对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人权的有效保护,不仅能够彰显法治精神的实质内涵,同时还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理应是刑事诉讼立法和... 详细信息

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对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人权的有效保护,不仅能够彰显法治精神的实质内涵,同时还体现了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理应是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当前,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人权保障问题虽然受到普遍的关注,但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人权保障的忽视仍然客观存在。“被害人过错”作为一项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进行准确的认定和正确的适用,对于实现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相结合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保障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人权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通过选取相关刑事案件裁判文书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梳理总结“被害人过错”这一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认定和适用情况。首先,发现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过错”情节认定“门槛”普遍较高,虽然“被害人过错”这一情节被提起乃至被采纳的次数逐渐增加,但最终被法官在量刑中予以适用,以减轻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情况总体上还偏少,一定程度上存在“应认定而未认定、应适用而未适用”的问题。其次,“被害人过错”司法认定标准不统一,相同类型被害人行为是否认定为“被害人过错”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固然受到案件不同具体情况的影响,但认定标准不统一是其主要原因。此外,“被害人过错”司法适用不规范,虽然法官在部分裁判文书中认定了被害人存在过错,但实际判决中确定的刑罚与被害人无过错时刑罚相差不大,并未体现出“被害人过错”这一量刑情节的作用和意义。之所以存在上述现象,主要有法律规定不完善、缺乏证据证明、同情弱者心理及社会效果的盲从等原因。刑事诉讼承担追究、惩处犯罪刑事责任,对被侵害权益进行保护的重要职责,涉及刑事诉讼参与人的财产、自由、生命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被追诉人、被害人等刑事诉讼参与人切身参与到刑事责任追究的过程中,保障其人权具有极端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在刑事诉讼司法程序中,公权力因刑罚权的启动而被强力行使,被追诉人以及被害人相对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在此情形下,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机制,赋予被追诉人、被害人保障自身人权的途径,以抵御公权力滥用的风险。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证人保护、辩护权等人权保障制度不断健全,被追诉人、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人的人权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但“被害人过错”作为一种量刑情节,得不到科学、合理的适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被追诉人刑事、民事责任承担的公正性、可接受性,也使得被害人自身的部分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立足实现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平衡,首先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为司法实践中认定和适用“被害人过错”提供总的原则和根本依据。其次,应当厘定“被害人过错”司法认定基本标准,明确被害人的何种行为、何种情况下构成被害人过错,即合理确定被害人过错的边界。以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和落脚点,并结合司法审判实践经验,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应从主体特定性、主观过错性、行为不当性、作用关联性、时间确定性等五方面进行综合衡量。关于“被害人过错”在司法过程中正确适用的规范化路径,进一步分析被害人过错对被追诉人刑事责任轻重到底具有何种影响,即揭示被害人过错在量刑中如何规范适用。首先,应当考虑被害人行为的不当性程度,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不当性越强,就需要承担越大的客观危害后果,从被追诉人角度来讲,就是越大幅度地减轻刑事、民事责任,反之亦然。其次,被害人行为对犯罪行为的原因力,可以将被害人过错原因力划分为五个等次:全部原因力、主要原因力、同等原因力、次要原因力、无原因力。被追诉人减刑幅度与被害人行为不当性程度及对犯罪行为的原因力成正比,具体幅度的确定应当分两步骤进行:首先,对被追诉人主观方面的考察,揭示被追诉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即根据被害人过错行为原因力大小,确定原因力等次。其次,对被追诉人客观方面的考察,即根据被害人行为的过错大小,按照过错责任原则,对危害结果进行责任划分,被害人责任越大,被追诉人减刑幅度越大。最终减刑幅度应当是根据主观、客观两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将上述五个等次行为不当性和原因力进行分类排列组合,可以得出减刑幅度的基本区间。通过推进量刑规范化建设,指导司法实践正确认定和适用“被害人过错”这一量刑情节,实现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有机结合,依法、充分、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和被追诉人人权。

关键词：人权保障被害人过错酌定量刑情节量刑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