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作者：杨洋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自我国资本制度改革以来,从实缴制变成认缴制,使得公司自治得到更大的扩展,筹资效率也有很大的提升,于股东而言,对于出资额以及出资期限的约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是也正是因为制度改革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新的问题的发生。在... 详细信息

自我国资本制度改革以来,从实缴制变成认缴制,使得公司自治得到更大的扩展,筹资效率也有很大的提升,于股东而言,对于出资额以及出资期限的约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是也正是因为制度改革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新的问题的发生。在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内,对于加速到期制度的适用只有一种情形,也就是处于破产或者是清算程序的时候才适用,这种局限性也是公司法仓促修改的“后遗症”,也正是因为这种规定,才导致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本文分为五部分对于该问题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导论。在这一部分,笔者对与论题有关的一些论文以及期刊进行分析整理,将与股东加速到期有关的争议点梳理出来,然后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方法对于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第二部分是对于加速到期相关的相关规范进行分析。该部分主要是针对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较大的法律法规以及最高法的一些相关会议纪要进行分析。首先是《公司法》,其中第三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八条是进行文义解释还是扩张解释引发争议,但是不管采取哪种解释方法,对于加速到期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其次是《企业破产法》,这部法律主要是规定了加速到期适用的情形,并且其规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内容后面会详细分析。然后是《合同法》,其中的代位权制度和撤销权制度作为加速到期的支持性理由常常出现,但是由于这两个制度的适用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的,也不能很好的解决加速到期的问题。最后是《九民纪要》,其主要持否定意见,但是又规定了两种特殊情形可以适用加速到期,但是由于它只是会议纪要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只能作为参考。第三部分是加速到期的争议现状。也就是在司法实践中加速到期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该部分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收集文书的基础,以“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等为关键词选取了近三年的裁判文书的信息,在对文书进行精读以及仔细的梳理、统计后发现,法院在裁判加速到期相关的案件时会出现类似案件甚至是相同案件不同判决的情形,司法实践中对于加速到期的适用整体来说就是以否定为原则,以支持为例外。而且就算是持支持观点的判决,其裁判理由也是各不相同,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因此司法中的实际情况也体现了该问题亟待解决。最后通过前面对于加速到期制度有关的现行法律规定的分析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加速到期制度的适用因为法律规定的模糊甚至是缺失导致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类案不同判,甚至是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这说明亟待完善现行法律规范,让法律条文规定的更加明确和清晰,才能更好的维护司法的严肃性。第四部分是加速到期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对于加速到期制度的态度目前可分为三种,分别是支持、反对以及反对但是存在例外情形。支持观点的肯定说主要包括法律支持说,也就是运用扩大解释的方法来适用《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以及《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持有该观点的学者们认为,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权责一致说,即正是因为股东享有期限利益的权利,所以对应的其就要承担不能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义务;约定效力瑕疵说,即内部约定仅对内部具有约束力,只作用于内部关系,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持反对意见的否定说则是包括法律依据缺乏说、严格解释说、债权人自担风险说以及存在其他救济途径。然后则是俗称的折中说,其观点类似于《九民纪要》,认为股东加速到期的适用应以否定为原则,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予以适用。最后通过对于否定说和折中说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指正,并从加速到期制度的现实意义出发,为加速到期制度的正当性提供充分的论证理由。第五部分是股东加速到期的实现路径。文章从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分别提出了完善的建议。首先是实体层面需要明确债权人的请求权基础,其中采用代位权说更为妥当。还要明确加速到期中股东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即仅限于尚未出资的部分,而不应当承担相应的利息,也不能以相应的利息作为抵扣,并给出自己的立法建议。其次是程序层面,即构建催缴制度。催缴事由分为法定事由:以现金流为基础,公司不能清偿一个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意定事由:公司章程或协议约定或者是均为约定则由股东或董事会达成合意。催缴主体为董事会,其具有先天的优势所以首选。同时还应设置配套的责任机制来对董事会的催缴执行以及对股东在经催缴后的及时出资行为加以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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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学位论文库评论

我国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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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奕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是我国税法一个鲜有系统研究的制度,目前的学说讨论欠缺深入的分析,税务实践中亦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以合伙企业“经营所得”纳税主体资格检视为论证的起点,界定合伙企业“经营所得”课税项目... 详细信息

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是我国税法一个鲜有系统研究的制度,目前的学说讨论欠缺深入的分析,税务实践中亦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以合伙企业“经营所得”纳税主体资格检视为论证的起点,界定合伙企业“经营所得”课税项目的具体内涵,通过辨析扣缴制度及申报制度适用的根本区别,得出合伙企业对“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仅具有申报义务,且由税法强制规范的法定申报义务范围需要对财税[2000]91号文进行限缩解释,合伙企业之法定义务仅限于对“先分后税”规则下必要分配信息的申报,而非“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在具体的申报制度设计中,以前述对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税申报义务法定-代理来源的二分为前提,分析合伙企业代为申报与外部第三方税务代理人代为申报两种“经营所得”个税申报路径中的具体法律关系构造,通过明晰各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回应申报信息不实以致“经营所得”个税缴纳不足时,各主体应承担的法律后果问题。引言部分主要交代问题意识的来源、研究的价值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结构。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税申报制度的前提性问题,即合伙企业本身是否具备纳税主体资格。虽然本文是以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经营所得”的载体是讨论问题的基础——申报义务是纳税主体履行完整纳税义务过程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探讨申报制度之前,有必要对合伙企业“经营所得”的纳税主体资格进行检视,以此明确合伙人而非合伙企业的纳税主体地位。文章的第二部分对申报义务所涵摄的所得项目进行界定,合伙企业“经营所得”的内涵看似在成文法中有所规定,但在实践中却囿于新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创投企业的出现而陷于模糊状态,将有限合伙创投企业的“股权转让所得”按照“经营所得”进行征收不合理地增加了有限合伙人的税务负担。本章在考察中央与地方有关有限合伙创投企业“股权转让所得”政策的基础上,分析政策差异背后存在的未区分经营所得与资本利得的问题,并得出结论:有限合伙创投企业中的“股权转让所得”不应按照个税“经营所得”项目征税,在讨论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税扣缴制度时理应被排除在外。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明确合伙企业对“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具有申报义务而非代扣代缴义务。通过对案例的解读可以发现,实践中税务机关对这两个义务存在混淆适用的问题,而当前税法学界对申报义务与代扣代缴义务的比较研究还较为匮乏,多数研究仅从现行法有关规定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当前合伙企业对“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不具有代扣代缴义务的结论,并未深入考察两种义务的产生根据。本章从历史渊源及适用课税项目的所得性质两个角度对扣缴制度进行了梳理,以此论证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不适用代扣代缴制度,并对现行法中规定的合伙企业代为申报经营所得个税义务提出了质疑。文章的第四部分在前述三章分别对主体、对象、义务本身进行了探讨的前提下,提出我国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税申报制度的完善思路。本章通过对税务实践中出现明显矛盾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应对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税申报义务进行法定和非法定的区分,探讨了财税[2000]91号文强制规定的由合伙企业履行“经营所得”个税申报义务的不合理之处:合伙企业并非对“经营所得”个税负有法定申报义务,而是仅对“先分后税”层面的信息负有法定申报义务。税务实践中常见的由合伙企业代为申报“经营所得”个税,实质上是法定申报义务(必要信息申报义务)与代理申报义务的结合,其中代理申报个税的义务在本质上与合伙人委托税务代理人代为申报无异。在区分法定义务与代理来源的义务的基础上,本章对合伙企业代理申报制度及税务代理人制度进行了反思与重构,通过对各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分析,得出税务机关应对法定义务履行不当与非法定义务履行不当采取不同处罚措施的结论。结语部分主要说明,理论上对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税申报义务究竟归属于合伙企业还是合伙人的两难,实践中申报义务与代扣代缴义务的混淆适用、处罚对象是合伙企业还是合伙人的不统一,都要求对当前的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税申报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而区分扣缴制与申报义务的适用范围,借鉴域外税法规则对合伙企业申报义务进行法定申报义务的限缩解释,既具备法律体系上的合逻辑性,也能更好地满足实践中税务机关对征管对象专业性和效率性的要求。因此,确有必要重构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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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协议效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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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念东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虽然我国公司立法并没有赋予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相等的公司自治地位,但并不妨碍公司实务中股东运用协议达到维持公司人合性、控制投资风险、实现公司灵活治理的目的。从股东协议的理论价值来看,其具有尊重股东自治的意义,... 详细信息

虽然我国公司立法并没有赋予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相等的公司自治地位,但并不妨碍公司实务中股东运用协议达到维持公司人合性、控制投资风险、实现公司灵活治理的目的。从股东协议的理论价值来看,其具有尊重股东自治的意义,并且合同具有公平、效率、自由的品格可以实现公司真正持续有序的发展。从股东协议的实践应用中出发,股东协议域外发展既沿着封闭式公司立法的完善而展开,也在满足股东灵活治理、股东权利自由中开疆扩土,使得立法无法再忽视股东协议这一灵活治理方式。而将视线收回国内,也会发现股东协议在我国中小企业治理和创业企业投资适用中的高度频繁。通过对股东协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充分阐明,逐步探讨股东协议的典型类型以及股东协议效力纠纷的典型类型,并进一步讨论股东协议的效力,及股东协议与公司组织规则的关系,讨论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的关系存在哪几种情形,并进一步提出当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出现冲突关系时,应遵循何种原则判定股东协议的效力。本文分为四个章节:本文的第一章为股东协议的基础理论研究。着重阐述股东协议的理论支撑和股东协议的适用意义。其中股东协议的理论支撑沿着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决议效率与合同效率两对对立的概念展开,力图以比较的方式说明股东协议在公司治理中的优势。公司协议的适用意义着重阐述了目前股东协议在我国中小企业和创业投资中的典型适用。本文的第二章是股东协议的类型化及其效力纠纷的类型化。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节为股东协议的类型化,第二节为股东协议效力纠纷的类型化。在股东协议的类型化研究中,主要以域外的股东协议的实践及裁判而展开。将股东协议的类型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司治理相关的股东协议,并将沿着美国封闭式公司立法的发展展开讨论;一类是股东权利自由处分的股东协议,主要阐述两种典型类型,即表决权拘束协议、股份转让相关的股东协议。第二节为股东协议效力纠纷的类型化,以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股东协议效力纠纷的类型为基础,梳理股东协议效力纠纷中的典型问题:股东协议对公司利益的忽视;股东协议对公司形式的实质变更;股东协议对股东设定义务的纠纷;股东协议对股东权利作出限制或扩大的纠纷。本文的第三章是对股东协议与法律规范冲突时的处置研究。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是对股东协议内容效力的判断,以公司法上的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为区分,公司法上的强制性规范无可协议的空间,触及强制性规范的股东协议是无效的,以此讨论公司法上的强制性规范的范围,确定股东协议的效力的范围;并进一步讨论任意性规范下股东协议效力的判断标准,即在股东协议的可协议空间下,股东协议的效力以不损害他人利益和基本民法原则为判断标准。第二节是在第一节框定的股东协议内容的效力判断标准下,对典型的股东协议的效力纠纷做的进一步合规审查。本文的第四章是对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冲突时的处置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的关系,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的关系包括三种,一种是后行为替代先行为,即后作出的股东协议、组织规则可以替代先作出的股东协议、组织规则,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不真正冲突,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的冲突三种。第二部分的内容试图在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在适用出现冲突时,为明确股东协议的效力和适用而提出三个处置原则,即维护商事外观主义、维护法定程序、维护股东对股权的自由处分三个原则。虽不能囊括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关系的所有情形,也无法解决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适用的所有冲突的可能,但至少可以提供一种思考的路径,以引起股东协议在我国公司治理中的更多关注,引起对股东协议与组织规则关系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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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法律内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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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盼茹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概括来说就是金融机构应当向投资者销售或提供与其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或服务。“适当性”在我国相关规定和学术论文中的表述有很多,例如:“适当性管理”“适当性原则”“适合性”等等,究其原因在于“适当... 详细信息

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概括来说就是金融机构应当向投资者销售或提供与其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或服务。“适当性”在我国相关规定和学术论文中的表述有很多,例如:“适当性管理”“适当性原则”“适合性”等等,究其原因在于“适当性”（suitability）是从国外借鉴的制度,且最初在国内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因而表述不同。但是,美国最初制定此规则来要求经纪人只推荐“适当”投资是为了防止经纪人滥用其信赖和信任的地位,后来适当性规则逐渐被证明是弥补信息披露监管体系对投资者保护不足的良方。于是,适当性制度的适用面渐广,从一种道德约束转变为一项法定义务,已经为美国、欧盟等成熟或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所普遍接受。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使得金融交易市场的现状趋同于当时美国适当性制度产生的背景情况,金融交易中投资者与金融机构法律关系的变化使得处于被信赖地位的金融机构的推介行为需要更强的约束,适当性制度在目前金融市场环境中变得十分必要。投资者保护是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适当性义务是金融机构在推介产品的过程中应当履行的基于投资者保护需要的基本义务。然而,我国目前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发展状况却与市场对其的需求程度不相匹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适当性义务的法律内涵理解也不到位。我国现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构建层次是自下而上式,从行业规范开始逐渐由法律确立为一种法定义务。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相对来说仍不成熟,无自发形成的自律规则,在适当性制度的实践方面是自上而下地由监管规则确立起的适当性义务,被称作“适当性管理”或“投资者适当性规则”,而非一项针对金融机构的确定义务。这使得适当性制度在我国经常被误以为一种监管性质的规范,从而忽略了适当性在金融机构面向投资者推介过程当中的具体作用,金融机构也仅将其视作程序性规则。同时,对于金融机构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责任分担和标准界定一直处于模糊不明的状态,使金融机构弱化了适当性义务的实质性要求,对适当性义务的履行偏形式化。目前,我国学者对于适当性制度理解的不足之处有:未认清适当性义务的实质意义,将适当性制度认定为一种“管理”制度;未明确适当性义务的规范要求,将适当性制度与合格投资者制度相混同。适当性制度在构建方面的不足在于:一是金融市场没有统一的适当性制度,不同的细分行业有各自的适当性规范,这些制度比较零散,相互独立,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二是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内容不明确,履行标准也十分模糊,实践当中常常在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上发生争议。这些分歧和不足阻碍了我国适当性制度的具体适用,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对适当性制度的构建,最重要的是:一、明确适当性的实质意义;二、厘清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内容,三、明晰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标准。本文共四章,以总分结构谋篇布局:第一章,探究适当性义务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性质,厘清适当性义务的实质内涵,对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内容进行厘定;后三章,分别研究、讨论适当性义务内容的三个方面:差异化管理义务、适当性评估义务、适当推介义务,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制度的现状及司法实践情况,对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标准进行界定,探究在履行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对金融机构在履行适当性义务过程中的责任分担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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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履行不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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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展展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2019年发布的九民纪要,在司法层面对“对赌协议”的裁判规则进行了新的规定。其中,如果不存在法定的无效事由,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有效,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判断“对赌协议”是否具有履行可能性。由此,“对... 详细信息

2019年发布的九民纪要,在司法层面对“对赌协议”的裁判规则进行了新的规定。其中,如果不存在法定的无效事由,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有效,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判断“对赌协议”是否具有履行可能性。由此,“对赌协议”进入到可履行性认定的阶段。然而,九民纪要及相关文件对于“对赌协议”之所以存在履行不能并未进行论证,对于什么样的情形将导致“对赌协议”履行不能则只给出了结论,导致在具体的理解和适用中存在争议。本文分为两个层次,对“对赌协议”涉及的三个核心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对“对赌协议”是否存在履行不能进行分析。当前司法实践认为“对赌协议”存在履行不能,如果协议的实际履行违反《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将驳回投资方的起诉。然而,理论研究认为,对赌义务的履行在本质上属于金钱给付之债,因此并不存在履行不能,并进而分析了协议履行不能后产生的法律后果。但是当前对于“对赌协议”并不存在履行不能的学说,存在理论误区并且不甚周延。本文结合司法实践观点和学术研究成果,得出了“对赌协议”中目标公司履行的虽然属于金钱债务,但也存在法律上的一时履行不能的结论。并进一步分析了“对赌协议”因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陷入的履行不能,属于自始一时履行不能。其次,对可能导致“对赌协议”履行不能的两种情形进行分析。一是违反资本维持原则是否导致履行不能。本文认为,违反资本维持原则将导致“对赌协议”履行不能。资本维持原则之所以能作为履行不能的认定事由,背后的作用机理在于资本维持原则在我国《公司法》中的特殊地位。资本维持原则属于强制性规定。资本维持原则本身并不直接引起“对赌协议”履行不能,而是通过体现该原则的《公司法》规则,引致“对赌协议”履行不能。二是未完成减资程序是否导致履行不能。九民纪要中将未完成减资程序作为判定“对赌协议”不具有履行可能性的认定事由。然而,将《公司法》中的减资程序与“对赌协议”中的股权回购条款强行绑定,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运用中,都会产生更多的矛盾。本文对《公司法》减资程序进行了分析论证,说明了减资程序中的董事会制订减资计划、股东(大)会决议程序、债权人保护程序等,并不存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履行不能或者根本与“对赌协议”的履行认定无关。因此,本文认为,减资程序与“对赌协议”履行不能无关,因此未完成减资程序并不影响“对赌协议”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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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股东除名诉讼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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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进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可以对未履行出资义务及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进行除名,但该规定远不能解决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该规定的问题一方面在于... 详细信息

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可以对未履行出资义务及抽逃全部出资的股东进行除名,但该规定远不能解决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该规定的问题一方面在于股东除名本身属于解决股东内部冲突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法律仅就股东存在严重出资瑕疵时存在明确规定不能很好地满足实践中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于该规定仅明确了公司的除名权,但对于除名权行使程序、行使后果、被除名股东权利的救济等都未做规定,为实践留下了许多争议空间。基于我国股东除名法律规定的现状,为了解决立法不明确造成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以及司法标准不一的问题,就需要厘清目前司法实践对股东除名相关纠纷的审理与判决思路,找出实践中尚存较大争议的问题,并根据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具体实践对各分歧问题逐一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正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聚焦于我国股东除名诉讼具体司法实践现状。通过对近三年内一百余件与股东除名相关案件一一进行分析后,可知我国除名诉讼的基本情况:目前公司通过股东除名制度来解除特定股东的股东资格并获得法院支持尚有一定困难。大多数解除股东资格的起因仍是股东出资存在问题后公司依据法律规定将股东除名,但大多法院也认可依据章程规定将股东除名。实践中诉讼既可能是被除名股东认为权利受到侵害而提起,也可能是因公司难以直接依除名决议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提起。第二部分笔者对我国股东除名诉讼司法实践存在的诸多分歧进行了归纳总结。整体而言,司法实践目前争议最大的地方有四处,分别是股东除名诉讼审理路径分歧、股东除名诉讼主体地位分歧、股东除名事由分歧与公司除名决议程序认定分歧。第三部分则对司法实践各种分歧的关键——股东除名基本理论分歧进行了分析。在对各分歧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分歧的本质在于法院对股东除名基本理论的选择不同。而在对“公司合同理论”与“社团自治理论”这两种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并在理论分析、逻辑推理及实践影响等方面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后,笔者选择“社团自治理论”作为股东除名的理论基础,为后文具体实践分歧问题的解决做出理论指导。第四部分在“社团自治理论”的指导下,笔者对梳理出的司法实践争议问题一一进行分析和解决。基于“社团自治理论”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于股东除名纠纷处理路径分歧,笔者认为若除名方希望确认对方不具有股东资格的,应以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路径进行审理;若被除名方希望否认公司的除名行为,则应以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路径进行审理。对于各当事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笔者认为只要公司、被除名股东与其他股东对股东除名具有争议,案件具备法律上的争诉性,均应认为各当事人适格。对于除名事由分歧,笔者认为法定除名事由应采用实质解释而不能采用严格文义解释,协定除名事由应被认可但法院应进行合理性审查,而非基于上述事由除名的法院不应支持。对于除名程序分歧,笔者认为事前催告应基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明确约定进行,事中股东会除名决议表决应在排除被除名股东表决权后以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为准通过,事后应基于被除名股东合理补偿,但补偿与否并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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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清算主体的范围问题研究 ——以《民法总则》和《公司法》的制度协调为中心

公司清算主体的范围问题研究 ——以《民法总则》和《公司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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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嫣雯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我国关于公司方面立法的笔墨多着眼于规制市场准入、公司治理以及市场交易,然而一个国家公司立法的成熟还体现于良好的市场退出机制。自然人死亡后其财产一般可以由继承人继承,而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并没有相应的继承制度。公司解散后... 详细信息

我国关于公司方面立法的笔墨多着眼于规制市场准入、公司治理以及市场交易,然而一个国家公司立法的成熟还体现于良好的市场退出机制。自然人死亡后其财产一般可以由继承人继承,而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并没有相应的继承制度。公司解散后,除去合并和分立的情形,其余情形都要求进行清算,历经合法的清算后彻底了结权利义务关系,公司的法人资格才最终得以消灭。公司清算阶段是公司的法人人格减等的时期,清算制度对这一特殊时期的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保障了公司从市场上有序退出。从现有的立法和司法情况来看,我国在退出机制方面的规则都比较原则性,无法达到保障公司规范退出市场的程度。我国的现实中也仍存在许多未依法进行清算即注销公司登记的情形,由此造成了债权人的利益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了市场的安稳发展。因此,研究我国的清算制度是有现实必要性的。清算主体的确定在公司清算制度中是最初始的步骤,因此厘清清算主体的范围对于后续清算工作的开展和最终公司的有序退出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二)》)中对清算主体的范围进行界定,2017年施行的《民法总则》在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公司的清算主体。然而,《民法总则》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则并不全然相同,由此引发了关于公司清算主体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本文立足于讨论公司清算主体的范围,通过总结我国以往关于清算主体的立法以及司法判决中所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国外关于清算人的立法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清算主体的适格人选并对其背后的理论进行阐释说明。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于《民法总则》和《公司法解释(二)》中不同规则的适用顺序和协调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并对于将来我国清算主体范围界定规则的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建议。本文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将简要介绍我国清算人与清算义务人双主体并行制度的形成原因及发展历程。其后,本章将对国外的清算人制度作简要概述,同时将我国的清算义务人、清算组与国外的清算人概念进行对比,得出两种立法模式的利弊。在分析清算人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本章将最终提出将我国清算义务人和清算人统合为同一清算主体的建议。第二章将梳理当前我国关于公司清算主体的立法情况,针对立法引发的适用上的疑难提出见解。同时,本章会对目前的司法情况进行介绍,通过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的深入分析,得出最高院关于清算主体的范围认识,同时总结各地法院司法判决中的观点共同得出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清算主体范围界定的总体看法。第三章主要对目前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界涉及清算主体确定的疑难问题逐一进行阐释说明,比如公司类型区分的意义、小股东和控股股东区分的意义以及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争论,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并最终形成本文对于适格的清算主体的看法并详细阐述其理由,以明晰清算主体的范围确定问题。第四章从《民法总则》和《公司法解释(二)》的制度协调出发,指出《公司法解释(二)》规定的弊端,同时基于《民法总则》第70条关于清算主体范围界定的合理性,最终提出本文对于目前我国确定清算主体所需遵循规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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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信托登记问题研究——以中国信登公司的实践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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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一单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信托是一项移植自英美法系的财产制度,自《信托法》颁布以来,提到信托登记便存在“有法可依,无法操作”的声音。我国《信托法》第十条原则性地规定了以特定的财产设立信托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办理信托登记的信托不发生效力。但是此... 详细信息

信托是一项移植自英美法系的财产制度,自《信托法》颁布以来,提到信托登记便存在“有法可依,无法操作”的声音。我国《信托法》第十条原则性地规定了以特定的财产设立信托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未办理信托登记的信托不发生效力。但是此条本身对于特定财产的范围、对于信托登记的效力的规定就存在着不明确的问题,且对于信托登记的具体登记细则与操作办法也迟迟未曾面世。制度层面上的缺失导致实务界无法依据《信托法》开展真正的信托登记,实务中其他替代性措施只能部分实现信托登记的功能,我国信托业对信托登记需求的呼声从未停止。2016年12月26日,根据银监会批复,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中国大地上第一家全国层面的信托登记机构面世,中国式信托登记拉开序幕。在充分认识和肯定中国信登目前所展开信托登记实践所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目前的信托登记与业界翘首期待的信托登记仍有区别。本文第一章以信托登记的制度价值为内容,本章的第一部分先介绍了信托登记的理论基础——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理论。其中通过对信托制度由古到今的制度功能的分析得出信托财产独立性的理论对于信托发挥其制度功能的重要作用。在确立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对于信托制度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两大法系之间,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的不同途径。英美法系往往兼有法律传统上的保护、信托文件的登记、司法上对受益人追踪权的保护等措施,并不倚赖信托登记成体系形成财产的公示效果从而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而大陆法系则由于严格的物权体系和对财产的公示需求,往往会建立信托登记的方式来将信托财产的信托属性登公示,来实现信托财产独立于信托参与人的固有财产。本章第三部分着眼于对域外信托登记经验的借鉴,首先对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登记的可借鉴局限性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法律环境和法律习惯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登记与我们所期待的也并不是一回事。提出日本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中最早引进信托的国家,其信托理论的研究和信托制度的建立都对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影响颇深,我国的法律传统与日本相似,可借鉴其信托登记的经验。本文第二部分从中国信托登记公司的实践着手。从对中国信登的成立背景出发,分析了当前中国信托登记制度建立的现实困境有哪些,包括对《信托法》第十条规定的登记生效之财产范围的确定问题、目前信托登记缺失的情况下实务中出现的替代性措施的缺陷、信托登记与既有财产登记体系的兼容性问题,也涉及了上海市信托登记中心作为中国信登之前的一项登记时间尝试所遇到的问题。其次通过相关文件的分析,总结银监会设立中国信托登记公司的预期职能。再次,对中国信托现已顺利展开的信托产品登记和信托受益权登记进行简要介绍。其中着重分析了信托产品登记中对信托财产信息的记录与所谓的“信托财产登记”之间的差距。中国信托登记公司目前开展的信托登记对辅助监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信托产品登记甚至代替了信托公司发行信托前需像银监会备案的这一前置监管程序。而无论是从信托登记的理论基础来看,还是对域外信托登记实践的分析,信托登记本应起到的作用是确保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维护信托目的的实现,故而均应以信托财产登记作为信托登记的核心。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当前中国信托登记趋向于辅助监管功能的很大原因是,顶层设计中的监管思维仍起主导作用,在监管思维下的信托登记仍带有浓重的监管色彩就并不奇怪了。本文第三部分,是基于前两章的分析,提出的几点对中国式信托登记制度建立的建议。核心原则是依托现有的信托登记资源——中国信托登记公司,以信托财产登记为核心建立中国式的信托登记。第一点,提出信托登记要确立以信托财产登记为核心。当然基于我国的现实困境和信托业的发展需求,可以分阶段的推进信托财产登记的建设。从信托产品登记和信托受益权的登记开始,待法律、舆论、习惯等各方面时机成熟时建立信托财产登记。且对信托财产登记的范围做分层次的理解,对于《信托法》第十条要求强制登记的财产范围限缩理解为权属变动采登记生效的财产类型。第二点,提出应由上位法律授权中国信托登记有限公司的登记法律地位,以确保其登记信息的公信力、其登记能与其他财产登记联动。并明确中国信托登记公司的责任限度。第三点,在登记效力模式的选择上,先分别介绍了登记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在结合我国《信托法》第十条的规定,建议对财产权属登记采登记生效的财产适用《信托法》第十条规定采登记生效主义的模式,其余财产则采登记对抗的效力模式。第四点,关于信托登记的体系选择,先分别介绍了统一式登记和分散式登记的特点和利弊。发现统一式登记和分散式登记均存在成本较大的情况,统一式登记需要建立新的登记体系,分散式登记则在各部门间的联动和信息汇聚上相对耗费资源,故而在中国信托登记公司建立的基础上,建议就采用统一式的登记体系。且由于我国创新的信托产品登记与受益权登记也无法通过现有财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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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表决权不统一行使的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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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达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股东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一般是指持有复数表决权之股东就股东（大）会议案为不同意思表示的行为。建立股东表决权不统一行使的规则,不论是对内完善公司治理,还是对外保护实际投资人利益,均大有裨益。虽然理论上对表决权得否不统一行使... 详细信息

股东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一般是指持有复数表决权之股东就股东（大）会议案为不同意思表示的行为。建立股东表决权不统一行使的规则,不论是对内完善公司治理,还是对外保护实际投资人利益,均大有裨益。虽然理论上对表决权得否不统一行使存在争议,这一争议也跟表决权本身的性质和行使规则有关。但根据“一股一权”原则,表决权以单个股份而非单个股东为基础,故而“一股一权”原则并不能为否定表决权的分割行使提供充足的正当化根据。在“两权分离”的理论基础之下,股东“异质化”趋势不断加深,委托投票等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相分离的现象在实践中的涌现,为了规范不统一行使的规则,明确权利义务关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承认股东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而较为典型的几类便是股份信托、存托凭证、员工持股、隐名出资、股份共有、股份部分转让尚未登记等情形。不仅域外有相关立法,就我国国内情况而言,证券投资基金、表决权信托等“为他人持股”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因而可以认为,承认股东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不论是在我国公司法理论上抑或是实践上,均无壁垒。但与此同时,出于股东（大）会运行的秩序和效率考量,在构建相关制度之时,还应规定股东欲不统一行使表决权的具体程序,从适格主体、适用情形和通知义务等多个方面进行规范,同时赋予公司一定的拒绝权。本文主体部分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表决权不统一行使的理论基础。主要围绕着表决权行使规则的发展路径展开:一股一权虽然广为现代公司所采取,但也存在一定弊端,容易从资本的民主走向资本的暴政;而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则可以作为一种灵活的表决手段对一股一权进行有益的补充。虽然理论上对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有不同的观点,但应当认识到在特殊情况下允许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有其合理性。从意思表示理论出发,由于决议行为中存在意思的形成主体与表示的动作主体相分离,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规则便在两者分离之时提供了必要的通道,是符合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治理秩序的。第二部分是以比较法的视野,就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的典型国家立法情况和我国已有的部分现行规范进行总结,从而梳理不同国家和地区是如何对表决权不统一行使进行规范和要求的。通过对比梳理不难发现,各国几乎都将“为他人持有股份”作为允许表决权不统一行使的大前提,从而避免表决权不统一行使被滥用。梳理各个国家和地区立法情况的基础上,共归纳和总结出了六种较为典型的表决权不统一行使情形,分别是股份信托、存托凭证、员工持股、隐名出资、股份共有和股份部分转让尚未登记等情形。第三部分是论证我国引入表决权不统一行使规则建立的宏观考量。先从我国引入表决权不统一行使规则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论证这一制度构建的重大意义,再从具体构建的模式进行分析,证明以缺省性规范进行构建较为稳妥。最后一部分是对我国如何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表决权不统一行使进行探讨。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情况,分别从主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制度构建。就适格主体而言,主要是“为他人持有股份之股东”,这也几乎是各国的通行做法。而隐名出资就属于典型情形。对于隐名出资,应当综合考虑其所依据的代持股协议效力、类型等各种情形进行考虑。对于表决权不统一行使的具体程序,也需要进行严格规范,以程序正义保障表决秩序,对于这种非正常的表决方式,需要以一定的程序让公司和其他股东知晓相关情况,同时赋予公司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同意股东不统一表决之申请,以进行权利之平衡。而一旦经过公司同意或者确认之后,复数表决权就可按照表决意思进行分割。同时为了防止该制度的滥用,也需要在会议前的规范程序、会议中的确认程序和会议后的救济程序三方面进行共同保证制度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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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债转股式重整计划强制批准的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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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勇攀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自本世纪初政策性债转股伊始,债转股作为降低企业负债率的有力工具,在企业重整过程中适用率很高。但是,法院强制批准债转股式重整计划却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强制批准失去本应有的制度功能而损害债权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法律创设强制批准规... 详细信息

自本世纪初政策性债转股伊始,债转股作为降低企业负债率的有力工具,在企业重整过程中适用率很高。但是,法院强制批准债转股式重整计划却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强制批准失去本应有的制度功能而损害债权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法律创设强制批准规则的目的除了效率上的追求,更是在尊重债权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设置惩罚的威慑,以平衡重整各方的谈判能力,促进合作磋商,破解囚徒困境。强制批准的惩罚威慑关键在于明确的规则和规则的正确适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应用最大利益规则、绝对优先规则和公平对待规则检验债转股式重整计划时,对规则的理解存在误区,对债转股清偿方式的特殊性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本文共有三个部分,分四章。第一部分为第一章,旨在发现司法实践中法院强制批准债转股式重整计划的法律问题。此部分以上市公司重整为样本进行研究,对企业适用债转股进行重整的现状和法院强制批准债转股式重整计划的现状进行归纳分析,发现法院强制批准企业债转股式重整计划所存在的法律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债权股清偿价值的不合理确定和债转股选择权重要性的理解不足,是造成司法实践中法院应用最大利益规则、绝对优先规则和公平对待规则审查债转股式重整计划时存在不当的重要原因。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和第三章。此部分主要揭露现有问题对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影响,然后提出法院强制批准债转股式重整计划的标准。首先,从股权与债权的区分出发,得以确认债转股清偿方式与一般清偿方式相比,具有清偿价值不确定,法律救济途径少和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进一步分析可知,强制批准仅含债转股清偿方式的重整计划对债权人意思自治、担保物权制度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特殊损害。因此,法院强制批准债转股式重整计划应要求债转股式重整计划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和选择权,且其中至少有一种清偿方式的清偿价值是确定的。债转股清偿方式具有选择权可以提高债转股的适用性。在锁定债权人最低清偿风险后,有选择权债转股式重整计划可提高债转股的适用性,给予债权人在市场上寻求对重整企业控制权感兴趣的债权受让人的空间,同时还可避免法官进行过多的商业判断。其次,法院适用最大利益规则时,对股权价值的不合理认定,造成了该规则适用的不合理性,以至最大利益规则失去了本应具有的惩罚和保障功能。股权的价值难以确定,所以债权人依照债转股外具有确定价值的清偿方式所得清偿率与该债权清算清偿率的确定性比较就成了应用最大利益规则的关键。绝对优先规则保障清偿顺序在前的债权人完全清偿的功能要求和出资人权益调整的理论基础,决定了绝对优先规则应适用于股东。我国破产法制度应明确绝对优先规则在不同组别的适用,只有在不同意的债权人依照债转股外具有确定价值的清偿方式获得全额清偿时,股东保留股权的重整计划才可通过绝对优先规则的检验,否则不仅损害债权人的清偿顺位利益而且存在一定道德风险。司法实践中,债转股式重整计划不仅不合理的保留了股东的股权而且在同组中进行了再分类,并适用了不同的债转股选择权。而公平对待规则要求只有在确认重整计划中为同组债权人提供了完全相同的清偿方案,包括相同的债转股选择权时,法院才可强制批准转股式重整计划。第三部分为第四章。此部分主要论证了强制批准后,重整失败转入清算时,债转股股权回转债权的合理合法性。本文从出资人权益调整基础理论、避免债权人权益被过度损害和提高债转股适用性的角度论证了债转股股权回转债权的合理性,并通过对代物清偿和债权出资两种债转股理论的解构,检验了重整失败后股权回转债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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