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南通市图书馆

作者：王锦华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民国时期贵州民族志书写研究

作者：蹇沥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民国时期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王朝结构向现代民族国家结构的转型。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中国传统史学遭受巨大的冲击,从而在西方学术文化影响下探索新的书写模式。“新史学”观念下,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光向下,以人民为主的观念不断树立。... 详细信息

民国时期正在经历从传统的王朝结构向现代民族国家结构的转型。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中国传统史学遭受巨大的冲击,从而在西方学术文化影响下探索新的书写模式。“新史学”观念下,中国历史学家的眼光向下,以人民为主的观念不断树立。研究民国时期贵州民族志书写,在于以小见大、以古鉴今。因此,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现代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这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理论的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加强以及乡村振兴等多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民国时期贵州民族志书写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到西方先进文化思潮的影响,近代化民族历史书写进入新阶段。该时期在西方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影响下,民族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开始着眼于人们生活层面上的表达;二是在实地调查中进行深入研究,将理论的科学化、社会化和学术性同实地调查的实践相结合;三是书写方法的灵活性,将历史书写的眼光聚焦于服务当下社会的需求,更多地着眼于对人的书写。贵州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相对较集中的区域,故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且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对民国时期贵州民族志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颇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贵州地区民族资料的整理、统计,主要依据《贵州历代方志集成丛书》《贵州竹枝词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等民族志资料,利用好相关的民族资料、档案材料和官方文献。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科等方面的知识,并注重质与量的研究,以深化对民国时期贵州地区民族志的书写概况、书写内容和价值等方面的认识。以相关研究综述为基础,探讨民国时期贵州民族志的产生背景,深入剖析其书写类型、书写体例、作者群体及书写风俗等在内的编撰情况,揭示其书写特色与价值,以建构对民国时期贵州地区民族志研究的立体结构。对民族志书写来说,既要追溯历史的根源,同时也要进行创新。既要真实、客观地记录过去和现在,又要准确地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以指导未来的发展。

清代贵阳地区公益类碑刻调查与研究

作者：张弛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惠水县摆金地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研究

作者：代云红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贵州自秦汉以来开始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但由于地方势力强大,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只是名义上的领属关系,此时黔中区域内的摆金地区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唐宋时期中央王朝的经略,促使惠水成为贵州地区重要的经贸通道... 详细信息

贵州自秦汉以来开始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但由于地方势力强大,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只是名义上的领属关系,此时黔中区域内的摆金地区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唐宋时期中央王朝的经略,促使惠水成为贵州地区重要的经贸通道,为元朝黔中驿道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着周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元朝黔中驿道开通之初,选择了从势力相对较弱且对中央王朝政治认可较好的平伐、八蕃、金竹等地区通行,摆金地区地处“黔中驿道”沿线,其社会历史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明朝鼎定后不断加强黔中驿道沿线的军事力量,在驿道沿线设立卫所,卫所的设置使得驿道逐渐北移,不再行经今惠水县地域。但黔中南部经元代驿道开通后形成的地方势力,却影响了驿道的稳定,为此明弘治年间朝廷调集云、贵、川、广四省兵力,平定了黔中南部地方势力的叛乱。随着明朝统治势力的加强,摆金地区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人口增加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摆金地区及其周边区域的交流互动,逐渐形成了当今摆金地区独特的多民族文化的一体化格局。清朝鼎定后为更好维系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加强统治,遂不断加强汛塘与保甲制度建设,汛塘和保甲制度得到快速发展,是其政治结构关系发展的重要表现。在摆金地区的家族历史中,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有“柳州柳县”、“江西”两种不同的祖籍认同。五代时期,楚国以邕管柳州兵征伐今贵州地区并留兵戍守,逐渐形成了宋元时期的八蕃势力群体,在这一群体中普遍存在着“柳州柳县”的祖籍认同,摆金地区“柳州柳县”籍的苗族即属于这一群体的后裔,但随着八蕃势力衰弱与民族区分的细化,致使柳州柳县的祖籍认同出现在不同民族之中。清朝时期,大量的汉移民开始进入摆金地区,并逐渐成为当地的政治主体,摆金地区的苗族为更好适应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始主动学习中原文化为自己所用,因此“江西”的祖籍认同在这一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当地社会的主流。近年来,随着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批有学识的文化群体,开始探讨更加合理的祖籍认同,他们将苗族迁徙的大历史与当地族群历史记忆相结合,使得“柳州柳县”、“江西”两种祖籍认同融合,并通过修谱等方式来强化群体的认同。宗族制度作为维系家族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不同祖籍认同的出现,必然会引起宗族制度的变迁,具体表现在父子连名制的打破、字辈与族谱的修撰、寨老到房长的自我调适。社会的发展一定要满足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生计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摆金地区的生计方式发生变迁,传统农作物玉米、水稻大面积减少,茭白、龙须菜、马铃薯等作物得以大面积种植。随着现代化机械的发展,传统手工业逐渐没落,传统农业器具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机械,机械的使用替代了牛马作为传统农耕生计的动力来源,牛马等牲畜的养殖亦随之减少,是当地生计方式变迁的重要表现。摆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当地的群体互动愈发密切,传统的“玩花场”不再适应人们婚恋的要求,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同群体的通婚使得传统的婚姻圈扩大,人们在婚恋中的观念也逐渐发生改变。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当地群体为更好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逐渐放弃了传统的岩洞葬习俗改行土葬;道士、阴阳先生、鬼师等不同身份的人员随着文化的交流渗透到当地的丧葬活动中,传统养客习俗由实物养客转变为出钱集中养客,或放弃养客,当地群体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促使社会历史文化发生变迁。

贵州松桃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调查研究

作者：龙世英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传统民居建筑是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产物,是反映社会文化的物质载体。文章以贵州松桃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为研究对象,借鉴建筑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文化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解读,为丰富传统民居... 详细信息

传统民居建筑是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产物,是反映社会文化的物质载体。文章以贵州松桃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为研究对象,借鉴建筑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文化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解读,为丰富传统民居研究提供地方性案例。文章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共包含五个章节。前三章主要是对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生成环境、建筑样式、营造技艺、营造程序及营造事例的叙述,呈现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整体面貌及人们在民居建筑营造过程中对民居建筑赋予的情感与记忆。第四章对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文化进行解析,旨在回答大湾村建筑文化形成的原因以及民居建筑如何与聚落社会产生互动并参与社会意义的建构。第五章则是在前四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大湾村实际情况对大湾村传统民居保护与发展进行探讨。文章通过研究,发现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的生成背景承载着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大湾村滕氏先祖于宋末元初从北方迁徙至西南,大湾村民居建筑即是滕氏对松桃苗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的适应体现。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整体保存较好,体现了建筑文脉的纵向传承和地域文化的横向互鉴,也反映了地方精英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国家对乡村发展的扶持。文章通过调查访谈,较为详细呈现了这一过程。大湾村传统民居建筑营造用语文化内涵丰富,体现民居建筑的修建过程及大湾村人对自然规律和社会秩序的认知。民居建筑主要功能即为居住,文章探讨了大湾村民居建筑的住居文化,从建筑空间到农耕生计、人际互动、精神信仰等方面观察民居建筑与聚落社会生活产生的关联,由此体现出民居建筑空间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影响。

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的调查研究

作者：温锦妮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深圳市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又是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新型移民城市,城市自身的文化底蕴虽不深厚,但经济发展所带动的民间文化需求日益上升,使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截止2021年底,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已... 详细信息

深圳市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又是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新型移民城市,城市自身的文化底蕴虽不深厚,但经济发展所带动的民间文化需求日益上升,使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截止2021年底,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已达41家,占比达69.49%,已然成为了深圳市博物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数量、质量均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各有国家二级馆一家、三级馆两家,并全部免费开放,是我国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典型。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型城市,又是建设人文湾区的中心,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的发展壮大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其发展历程、体量规模、生存现状、存在问题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发展中的重要经验也值得总结归纳。本文一是通过对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的现状、类型进行调查分析,与其他博物馆之城进行对比研究,梳理出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近20余年来的发展情况、存在问题及取得成就;二是对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深圳市梵亚艺术博物馆及深圳市和畅园博物馆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归纳提炼出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具有学术性强、国际视野、藏品实力强等使深圳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三是多角度剖析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价值与作用,并对其发展进行策略探析。通过此三方面,体现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的整体情况。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的蓬勃发展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之下,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机构、创建者多方合力共创的结果,反映了深圳市对城市精神文明及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博物馆创建者高度的文化自觉与城市认同感,以及其深厚博物馆情怀与社会使命感。因此,深圳市非国有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有着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及人文价值,深入探讨研究将有利于为我国非国有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寻找可参考借鉴的“深圳方案”。

台江县小河村历史文化变迁研究

作者：黎弘毅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小河村是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巴拉河边的一个苗族村落,由原小河村与猫坡村两个自然村经过行政区划改革后合并而成。清雍正以前,小河村所处的苗疆地区被封建王朝称为“生苗地”。自清雍正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力... 详细信息

小河村是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施洞镇巴拉河边的一个苗族村落,由原小河村与猫坡村两个自然村经过行政区划改革后合并而成。清雍正以前,小河村所处的苗疆地区被封建王朝称为“生苗地”。自清雍正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力量开始向着在当时被称为“管外生苗地方”的苗族居住地延伸,中原文化开始向其传播,国家对苗族地区的影响不断加深。笔者运用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在小河村进行了共两个月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关于小河村历史文化的资料,为探讨小河村历史文化变迁做了充分准备。论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缘由及意义,并对相关研究论文进行梳理分析,指出了本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介绍了小河村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概况,以明确小河村的区位地理状况与人文背景。第三部分以在小河村发掘整理出来的契约文书资料为主,力图还原其当时的经济状态,探讨其经济的变迁。整体来看,在1949年以前,小河村尚且处于传统的小农经济。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6年后小河村由小农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经济产业的发展、收入来源的扩大,小河村开始向着生态农业、外出务工、产业经济、乡村旅游等当代经济变迁。第四部分主要以婚恋观的改变与丧葬仪式的变动为重点研究对象,探讨了小河村婚丧习俗变迁的原因。婚丧习俗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承性与稳定性。由于小河村生产生活方式、民间社会组织等发生变化,促使了小河村婚丧习俗的变迁。小河村婚姻丧葬习俗经过了从重到简、再到隆重这一变迁过程,这种变化在改革开放以来显得尤为迅速。第五部分从土地崇拜、“桥”崇拜、禁忌与传说等方面入手,揭示了小河村民间信仰的变迁,探究其民间社会秩序与认同的变化发展规律。民间信仰的构建,能够起到教育当地孩童、民众,约束人们行为规范,满足人们精神空间需求的作用。而村民对自然空间的想象及建构,体现了对自我与他者社会关系与秩序的思考。第六部分以小河村平敏寨的杨氏族谱等文献资料为切入点。杨氏家族通过对祖先记忆的建构,展现了对国家与家族的认同过程。同时在传统社会中,编修族谱有利于宗族获得资源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也是少数民族宗族对科举及教育的一种内在动力和直接需求。第七部分从小河村人们国家认同的提升与文化认同增强入手,对小河村历史文化变迁进行了思考。认为小河村在面对国家的时候,会采取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以表达自身的诉求。同时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保护,小河村的文化自觉与传承意识开始不断增强,并认为人才的流动决定历史文化的发展。第八部分是结语,本文认为,小河村历史文化的变迁,诠释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展示了我国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处的融洽气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镇远县辽家坳村历史文化变迁研究

作者：田文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位于黔东南州镇远县金堡镇的辽家坳村及周边区域,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明以来历史线索极为清晰。笔者在该地进行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对村域内的诸多历史文化要素的现状与历史作出了探讨性思考。文章主要内容包括辽家坳各家族的迁入及... 详细信息

位于黔东南州镇远县金堡镇的辽家坳村及周边区域,具有悠久的历史,自明以来历史线索极为清晰。笔者在该地进行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对村域内的诸多历史文化要素的现状与历史作出了探讨性思考。文章主要内容包括辽家坳各家族的迁入及村落的形成与变迁、农耕生计方式的变迁、典型建筑样式的变迁、清明节祭祖活动的传承与变迁、墓葬习俗的变迁、多神信仰互动下的社会变迁等几项重要内容。通过对这些历史文化变迁要素的罗列、分析和思考,窥探辽家坳具有多元文化特质的社会变迁逻辑。绪论部分以相关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为基础,对涉及辽家坳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类,对相关期刊论文的研究作了综述。主要从选题缘由、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目标及意义等几方面展开。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对辽家坳村落社会的基本概况作了叙述。家族迁入史的研究是历史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内容,自然也是文章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墓碑和文献资料的结合,对当地梁氏、杨氏、王氏、罗氏、潘氏等家族迁入辽家坳的历史作出考证,探讨当地家族迁入的时间节点,得出“至迟在清乾隆年间便已有人在当地居住”的史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家族迁入的原因和特征。当地家族多在“反苗”战争过程中由天柱等地迁来,即顺着?阳河流域从东向西的迁徙。文章在口述史的基础上,对当地地名的来历与变迁和村落的形成也作出探讨,认为地名的形成和变迁以及村落的形成都是家族互动的产物,是历史演化的产物。集市作为生计方式变迁的重要因素,在辽家坳区域内表现得极为明显。集市等因素使得稻耕、玉米种植等在生产过程和工具应用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劳动力结构在空间分布上的重新整合。笔者在这一章节中阐明了当地农耕生计方式诸多因素的发展变化序列,认为人口流动、集市与交通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农业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进辽家坳区域社会农耕生计方式的变迁。楼居建筑作为人们衣食住行等各种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是当地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地域适应性的文化要素。文章通过对典型的建筑样式和室内居住空间变迁的叙述,得出“楼居结构的变迁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当地人生活需求改变的结果”的认识。四、五、六三个章节从典型的民俗事项着手,对当地包括“清明祭祖”“指路碑”等在内的文化事项进行探讨,认识到“清明祭祖”从家族凝聚到社会治理的功能转型。指路碑的作用已然不在于“指路”,而是立碑人对于子女平安成长的心理诉求,具有神灵信仰的性质。以葛藤坪梁氏墓地为个案,分析当地的墓葬文化习俗及其变迁,力图从侧面反映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家族互动的历史变迁过程。在多神信仰体系下建构起来的神祇信仰体系,成为反映当地社会多元性的一面镜子。指路碑、观音信仰、飞山信仰、土地神信仰及其他诸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和认知理念。通过三个章节不同文化事项的提炼不难看出:辽家坳这种介于汉、苗、侗等多民族文化间的互动的地理空间,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多元文化并存与融合特征的村落社会。文章最后通过对这样的地理空间及相关文化类型进行总结,以求窥探多元文化互动作用的下当地社会的运行逻辑。

清末至民国时期贵州乡土历史书写研究

作者：尹长富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中国传统史学的书写模式,早在司马迁的笔下就已经定形,又由后世史者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传统的根基,而这种书写模式也一直持续到清末时期才得以打破。清末时期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中国史学传统... 详细信息

中国传统史学的书写模式,早在司马迁的笔下就已经定形,又由后世史者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传统的根基,而这种书写模式也一直持续到清末时期才得以打破。清末时期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中国史学传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史学大统发生重大转型,在西方的影响下探索新的路径。此时国内一些历史学者以及其他有志之士试图调和中西文化,寻找一条具有中国本土性的文化发展道路。对于西方文化思想,这些人急切地全盘吸收,却又逐渐发现西学在中国社会中的众多“水土不服”之处,也愈发感觉到西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因而又再次将目光转向中国历史传统中去,重新探索能够救民救国的“中国智慧”。这体现了近代中国从现实社会到文化精神由自救向自觉的转变,同时这也是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贵州乡土历史书写,在于以小见大、以古鉴今。从这当中可以清晰的看到近代中国史学精神的变化过程,也可以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乡土历史书写、乡村文化振兴等文化发展事业提供经验借鉴。清末至民国时期贵州乡土历史书写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影响,开始进行近代化乡土历史书写。这一时期受西方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影响,乡土历史调查和书写开始注重人们生活层面上的表达;二是强调深入的田野调查,即科学化、社会化、学术化的理论性与田野调查的实践性结合。传统历史书写所讲的注重调查,同西方在深度、广度和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结构偏重于自上而下的方式,习惯于从国家大立场去看地方,强调国家的大一统,但在近代化过程中这方面就开始出现纠偏;三是书写方式灵活化,将历史书写的目光聚焦在当下社会的需求,更加关注对“人”的书写。因而本文主要通过梳理这一时期贵州乡土历史书写的缘起发展、文化价值和人文关照,一方面梳理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概况,一方面反思当今贵州乡土历史书写之道该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以此来寻找实现文化自信的方法。

清代贵定县碑刻调查与研究

作者：陆庆园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碑刻作为一种记录的重要载体,其信息承载量是一些正史、地方史志所没有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往往因官方史料记载的有限,需要借助一些民间文献,碑刻作为一种民间文献亦可补其阙漏。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走访贵定境内及毗邻地区村落,蒐集... 详细信息

碑刻作为一种记录的重要载体,其信息承载量是一些正史、地方史志所没有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往往因官方史料记载的有限,需要借助一些民间文献,碑刻作为一种民间文献亦可补其阙漏。笔者通过田野调查,走访贵定境内及毗邻地区村落,蒐集碑刻124通,以清代为主,兼及民国时期。贵定区域地属要冲,文化多元,造就了境内碑刻的多样性,多涉及群体性活动、地方社会治安、区域民族互动、利益关系等内容。碑刻整体保存较完好,碑文基本能识读,立碑位置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124通碑刻,时代鲜明,地域分布较广。石质上以青石质为主,青石耐腐蚀,抗风化,这也是贵定碑刻保存较完好的重要原因。形制以方首为主,是下层社会的首选。碑刻的书写格式因类型、性质、书写习惯而不同,官方碑刻书写格式较统一,民间碑刻书写则较复杂。贵定交通发达,地方开发相对较早。明清时期,人口的流动,大量家族不断涌入,并发展壮大,形成了今天贵定各家族分布的格局。家族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家族史往往是其村寨史。地方家族经过开展各种家族活动,遗留下诸多刊载家族活动的碑刻,通过对碑刻的梳理以及结合族谱记载,对其家族发展做分析,对家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贵定境内驿道纵横交错,河网密布,对贵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驿道发展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往往遇河搭桥、开渡,逢山开路,所以大量碑刻因地理环境而产生。桥路、渡口的修成,于官而言利于驿传的畅通,于民而言利于互通有无。此外,在农耕社会中,水利设施的修建关系农业生产的进行,修建堰、塘、渠等设施已达蓄水、引水灌溉的目的。又因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各种祭祀场所不断营建。公益事业的建成,究其原因是为区域社会群体互动的结果。于此,记载群众功德的碑刻随之产生。群体互动不仅仅表现在公益事业建设上,还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上。乡村社会中,水井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在贵定一些布依族、苗族聚居地区,因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井水资源就尤为重要。人们通过刊列用水公约和奖惩条例,对水井进行保护与管理,有利于井水的可持续发展。再有,对山林的维护,在布依族聚居村落中较为突出,因其“风水观”的主导性,促使布依族人对山林的重视,但保护范围又极为有限。贵定河流众多,在渔业资源的保护上却不明显,通过对贵定渔业资源保护的分析,结合清代贵州渔业开发的情况看,时至清末,贵州渔业开发已严重过度。清初,中央王朝颁布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贵州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地方秩序得以恢复正常,贵定地属要冲,亦是如此。然驿道的发达,有利亦有弊。清中期,随着外界因素的不断进入,加之影响地方秩序的因素不断出现,严重扰乱了贵定地方秩序与制度安排。在调查到的碑刻中,影响地方秩序稳定的因素主要有外来人口的涌入、地方不法份子、土司与地方官的不良举动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杂糅,使地方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使地方秩序恢复稳定,官府和民间都做出了努力。清代中后期,贵定地方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外来因素和内部因素的相互接触,导致贵定境内利益纠纷较为突出。在一些民族地区,因流民的涌入、军队军饷的吃紧、僧侣庙产的集中,导致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贵定驿道纵横,缘因国家政策的需要,多设驿站夫马,地方官员滥派夫马,索取包袱致使苗民苦累不堪,使驿站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咸同乱后,朝廷颁布了一系列恢复措施,在生产恢复的过程中,由于政策悬而未落,使土司、官差、书役等乘势加强了对苗民的盘剥,直至民国初年依然存在。以上种种,使地方矛盾重重,官府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没能解决问题的根本,是造成利益纠纷一生再生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碑刻的产生是群体互动的结果,它承载着地方社会活动主体的主观诉求与行为活动,对社会运转的良性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同时,是地方社会“治”、“乱”的及时记录,“治乱并存,乱中有进”,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更迭。